出了這個“無名小報”以後，我們幾個人又商量，《新華日報》雖然走了，重慶一定有地下黨（當時我估計，劉熔鑄是黨員，這時也斷了聯係）陳然與我很要好，但早年曾入黨這段曆史，他從來沒講過，我完全不知道。吳子見這時也沒有入黨。大家議定，分頭去找地下組織關係。
一天，吳子見來對我說：“找到關係了。”原來，他有個熟人托他來打聽我們這些人的情況。後來知道，這個人就是劉國。他過去和吳子見一起辦《中國學生導報》，很熟，所以托吳子見來打聽。我找劉熔鑄、陳然商量怎麼辦，我高興得很，說吳子見找到了關係。劉熔鑄有經驗，他說，這種事可不能隨便搭上關係，不知道他們是真牌子還是假牌子。我和陳然認為劉熔鑄可能是黨員，而且老練，有經驗，因此公推老劉出麵去談判。過不幾天，老劉來說：“真牌子，來的是真牌子！我們在茶館裏見了麵，互相談的人頭、時間、情節都對上了，是真牌子。”我們真是高興極了。就這樣，我們和黨的地下市委接上了關係。以後知道，這時市委分工，由彭詠梧領導我們。
接上關係後，劉熔鑄傳達說，市委決定把我們的“報紙”作為市委的機關報。這得鄭重其事了！首先要找個安全的地方，原來的“無名小報”是在我住家的《彷徨》雜誌社裏編刻的，那是公開單位，不夠安全。大家想來想去，決定搬到陳然家裏去。這時是1947年6月。
陳然當時是中國糧食公司（習慣簡稱中糧公司）機器廠的修配車間管理員。這時……中糧公司已經複員回南京（或上海）了。本來叫這個車間解散，工人不幹，談判妥協的結果，讓他們自己攬活，上繳一部分，因此得以維持下來。這個車間設在南岸野貓溪，隻有一幢很小的兩層樓房。樓下作車間，放幾部機床，隻有八個工人，包括一個領班叫吳樹華，是勞協會員。樓上住陳然一家。陳然沒有結婚，隻有他的母親、姐姐、姐夫和妹妹陳佩瑤（當時還在念初中）周圍環境比較單純，又是一個獨院，所以決定把報紙的機關設在這裏。這時，組織上決定《彷徨》停刊，叫我專職辦報，住在陳然家。
開始參加辦報的有我們四個人：劉熔鑄、陳然、吳子見和我。我們商量，要給小報取個名，提了許多，如黎明、曙光等，最後決定用《挺進報》。要個報頭，吳子見會寫隸書，由他用白紙寫了《挺進報》的報頭，我平時把它藏在門縫裏，每次刻蠟紙時拿出來作樣板。彭詠梧雖然領導我們，但一直沒有露麵，隻和劉熔鑄……吳子見接觸。我沒有見過彭。這段時間，許多上級給的東西，如第一期上類似於“發刊詞”的一篇文章，等等，都是通過吳子見拿來的，在我的印象中，吳子見相當於市委和我們間的聯絡員。直接領導我們工作則是劉熔鑄，後來他是《挺進報》特支書記。
《挺進報》於1947年7月開始出刊，市委要求每期印300份。但當時沒有經驗，又正值夏天，天氣酷熱，隻印五六十份後，蠟紙就化了，再印，滿紙都是麻點，不得不重刻。第一期兩張蠟紙刻了三次，才勉強印了200多份。白天我躲在樓上編刻……陳然照常上班當他的管理員，晚上一起印。印是采取最簡單的辦法，不用油印機，隻把蠟紙的一頭釘在板子上；也不用滾筒，隻用一塊竹片，刮得光溜溜的，蘸上油墨在蠟紙麵上刮印。兩人合作，我管揭紙，陳然一手按蠟紙，一手刮油墨……這樣的好處是，印完以後，蠟紙一燒，竹片一丟，什麼痕跡也沒有。所以，後來《反攻》的刊物任務轉給我們時，有一台手搖油印機，我們沒有要，一直用這個土辦法。
這時的分工是我管編、刻，陳然管印刷，劉熔鑄管發行。陳然拚命鑽印刷技術，開始印的質量不好，麻點多。後來他發現，主要原因是我們用的是毛邊紙，上麵有許多小顆紙疙瘩，一印一壓，紙疙瘩頂穿蠟紙，就出麻點，改用打字紙，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陳然的印刷技術越來越精，到1947年底，翻印毛主席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出小冊子，一張蠟紙可以印出2000張。劉熔鑄的發行，主要是交給組織上轉發，一般是在內部同誌中傳達，不用郵寄。我和陳然隻留幾份，都不外傳。一次，陳然的妹妹陳佩瑤從外麵帶回一張《挺進報》，像寶貝似的，悄悄地給哥哥看，被陳然訓了一頓，說：“這些東西拿回來幹什麼？”妹妹被訓斥得莫名其妙。
《挺進報》前期是按照列寧講的“報紙既是宣傳者，又是組織者”的原則來辦的……主要是在黨內和可靠的外圍群眾、積極分子中傳看。搞“攻心戰”是後來的事……當時，市委領導的還有一個地下油印刊物，叫《反攻》，是趙隆侃、向洛新。
蘇新韜他們辦的，十六開小油印本，先後出過五期。《反攻》和《挺進報》有個分工，《反攻》主要登政論性文章，《挺進報》主要登新聞消息，配點小評論。
從7月份開始，一個禮拜，至多兩個禮拜出一期，消息來源原來是靠香港新華社寄來，但沒有保證。組織上說，可以提供電訊稿，以後就主要靠電訊稿了。當時我們收到的抄寫的電訊稿中，有時隻記有一半，下麵括弧注明：“外麵有人，暫停……”解放後才知道，這是成善謀烈士收聽記錄的新華社廣播。我們雖然和成善謀早就認識，但沒想到是他擔任這工作。
到10月間，彭詠梧到下川東搞武裝鬥爭，並把吳子見帶走。市委常委李維嘉化名黎紀初，接替彭詠梧領導《挺進報》。他經常到陳然家來，與我們見麵，傳達一些事情。1947年年底，李維嘉決定解決陳然和我的組織問題，組織上對我們已經比較了解。1947年12月31日，劉熔鑄和李維嘉到我家來吸收我入黨，三個月候補期，當晚就宣誓；同時，用同樣的辦法吸收了陳然，也是三個月候補期。但到了春節，也就是在陽曆2月，宣布我們兩人提前轉正。春節期間在陳然家吃年飯，劉熔鑄舉杯祝賀我們轉正；同時，宣布陳然為特支組織委員，我為特支宣傳委員，劉熔鑄為特支書記，組成《挺進報》特支。
我們入黨以後，一天夜晚，陳然才把他過去的曆史講給我聽，講了一夜。他是北京人，父親是海關小職員，他從小隨父親到上海，抗戰後流亡到宜昌，參加了鄂西地下黨領導的“抗戰劇團”。1939年，他16歲時在“抗戰劇團”入黨。以後，當地組織被破壞，轉移到重慶，關係在南方局徐冰手裏。和他同時轉來的還有一個人，因找工作被騙進了特務機關，並被迫寫信叫陳然也去，同時讓他妹妹來通知陳然這個情況。陳然急忙把這情況向徐冰彙報，徐冰當即就把他留在八路軍辦事處，不讓回去，叫他轉移，必須馬上離開重慶，而且暫時切斷和組織的關係。
他想不通，但不通也得通。當晚住在辦事處，問他有什麼去處，他在外地沒有什麼熟人，隻有原來“抗戰劇團”一個同事在江津，徐冰叫他就到江津去，暫時把關係切斷，規定以後隻能由組織來找他。到了江津，那個同事在擺地攤，他也隻有幫忙擺地攤，不久又得了痢疾，無法生活，隻得從江津回到重慶，由姐夫介紹到長途汽車上去賣票。他再到辦事處找徐冰，徐冰不見，就這樣斷了關係。他在講起這段曆史時，十分沉痛，嚴厲自責，檢查自己組織性不強，他說：“我就是死在那裏，也不該回來。”所以，他後來接到李維嘉暗示要他立即轉移的信，不肯輕易走，堅持等見到上級後再行動，以致被捕。他的這一決定和行動就和這段教訓有關係。盡管是個不幸的結果，但也充分說明陳然是如何地嚴格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