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知道，冉益智4月15日上午9時許在北碚被捕，當天就叛變，出賣了北碚學運特支書記胡有猶和北碚幾個學校的黨員。
我從青木關隨即到榮昌，何君輝告訴我：劉國在榮昌被捕，重慶來人帶吉普車抓的。榮昌地方組織沒有被破壞。我們斷定冉益智叛變了，因為劉國在榮昌的住地隻有冉益智知道。我在榮昌與周平、何君輝研究，劉、冉雖不知道榮昌關係……但也要有所準備，紅一點的人能轉移的轉移，不能轉移的作好武裝自衛的準備……
我通過左紹英與王璞約定4月底在璧山蒲元鄉碰頭。他先派交通袁尊一來看看情況……袁尊一說，我的交通羅誌德被捕了。情況更加嚴重，羅誌德知道的情況很多，綦江、榮昌等地的關係他都知道。我本已通知叫羅誌德走，但他有一億元的款子沒有拿到手，要等這筆錢，說：“炮還沒有打響，人哪能就跑了！”不肯走。羅的被捕，不是劉、冉的直接出賣。他是通過一個社會關係做一個特務的工作，拿《挺進報》給這個特務看，想動搖瓦解這個特務。《挺進報》被破壞，風聲一出去，這個特務懷疑羅誌德，把他逮捕了。羅誌德任我的交通聯絡多年，在青年館對麵紙業公會作會計為掩護，我經常去他處，那裏的人都知道我們是“表兄弟。”
的關係，羅的被捕增加了我在工作上的很多困難。羅被捕後，沒有出賣組織，被偽特刑庭判處了死刑。
在這同時，北區工委的小王樸也被捕了。在劉國定被捕後，大王璞叫駱安靖到重慶來處理問題，見到小王樸，準備由小王樸拿兩條金子給我們，作下川東的活動費用，並已知道形勢嚴重。小王樸當時有可能轉移，飛到香港，但他猶疑了一下……駱安靖也沒有堅決要他立即離開，結果被捕。小王樸被捕後，我們的經濟來源又成了問題。形勢發展日益惡化。
袁尊一當天即返渝。第二天，王璞到了璧山，在蒲元鄉榮懷民家裏我們研究了一天一夜。我們分析：王璞和我已不能在重慶活動了；但鄧照明在重慶，住南溫泉……劉、冉不認識他，還可以活動。劉、冉知道下川東的塗萬鵬，我已告徐勳要他通知塗劉國定被捕的情況，叫他注意。同時決定我到銅梁，把銅梁的關係交給我領導。5月初，我到了銅梁。5月下旬，王璞又來銅梁，商定派人到上海向錢瑛彙報。王璞和我都無法去了，決定由塗萬鵬去。當時還研究了鄧照明的工作安排。
有兩種考慮：一是調到華鎣山地區，準備打遊擊；一是留在重慶清理組織，但又擔心達縣起義回去的人與重慶關係多，怕受牽連，涉及到鄧。我建議還是留在重慶為好。我和王璞還研究了重慶組織被破壞後的方針。當時判斷劉國定、冉益智已叛變，重慶的形勢正在繼續惡化，要想盡一切辦法通知所有劉、冉知道的關係……必須迅速轉移；而劉、冉不知道的關係，則要避免暴露，盡可能隱蔽下來。同時，發動川東各地動員在重慶立得住腳的同誌到重慶去，找好社會職業，紮下根來，繼續工作，以便積蓄力量，保持重慶的陣地。最後決定鄧照明暫時不動。
農曆五月端午，我從銅梁到合川，在胡樹英學校住了三天，又與王璞碰頭，研究了幾個問題：1）知道錢瑛到了香港，並通知我們派人到香港接頭。當時還不知道塗萬鵬被捕，因此決定仍然通知塗到香港找錢瑛。2）王璞的交通袁尊一也被捕了。袁知道的情況也多。我們與袁尊一、羅誌德多年相知，估計不會出問題，決定袁、羅知道的關係不動，放手幹。事實表明，這兩個同誌表現很堅強，保守了黨的機密，沒有造成損失。3）研究了廣安、華鎣山地區起不起義的問題。估計起義會站不住；不起義，又暴露太多，掩護不下來。這個問題，當時沒有決定下來，約定8月1日在南充開會再定。
接著，我通知川南的廖林生和榮昌的周平到銅梁開會。這時榮昌也出了問題，一個石匠黨員搞搶糧運動，暴露了，石匠跳河犧牲。我們研究決定，本地的同誌設法掩護下來，外地去的同誌撤走。於是，把周平、張耀龍等撤到川南，發展小型武工隊，並由周平去向李治平通告當時的情況。
7月底，我到合川，胡樹英說，王璞派人通知，不要到南充去了，他們已經決定起義，叫我們也準備起義；如起義不成，則組織支援。
回到銅梁，薑伯言參加了王璞在嶽池羅渡召開的會議，向我傳達說，駱安靖被捕……廣安組織暴露，隻好背水一戰，被迫起義；打響後，要破倉分糧，燒紅契，開農民大會，部隊拉上華鎣山。王璞還說，在起義中，如果有人被捕，為保存力量……可以允許自首，承認自己身份，隻要不暴露組織，由他向上級負責。
我到璧山，從報上看到，華鎣山起義已經失敗了。之前從報上看到萬縣的塗萬鵬也被捕了，而且從消息報道透露的細節可以看出，塗有問題。本來，我們已由徐勳告訴了重慶出事的消息，徐勳他們也已轉移，但塗萬鵬還沒有轉移，就被捕了……
當薑伯言傳達起義決定後，我們即著手準備，考慮到可能勝利，也可能失敗，如果失敗了就要組織收容，安排善後。就在薑伯言走後20多天，約在9月上旬，我在銅梁，在一個趕場天，遊文俊急急找我彙報說，陳伯純來了。是國民黨師管區的一個參謀、陳伯純過去的同學向偽縣政府、警察局報告的。當時說得很形象：陳伯純坐在滑竿上，滑竿上綁一捆草鞋，前麵掛一個燈籠，往斑竹場方向去了。縣政府、警察局趕緊派保安隊和警察去追捕陳伯純。當時，我們的人遊文俊在縣銀行當經理，阮紹成在作巴山鎮鎮長。警察和保安隊出去抓人，要錢要餉，向縣銀行借錢。我們一方麵由遊文俊以要手續齊備為名，非縣長簽字不可，拖延時間；另一方麵，由阮紹成出麵和警察、保安隊的人周旋，也是拖延時間。同時，派楊德進趕在前麵去通知陳伯純。從銅梁到斑竹場20公裏路，兩個小時就趕到了，終於搶在警察、保安隊之前截住了陳伯純，避開了敵人的追捕，又把他帶回銅梁，安全隱蔽在李湘石家裏。我到李湘石家見到陳伯純，他彙報了起義失敗的經過，並說王璞同誌在起義中因身邊的同誌手槍走火，已經犧牲。在此之前，已有參加起義的川教院學生趙克家到銅梁斑竹場，兩人所述完全相同。考慮到陳伯純在銅梁、潼南一帶無法活動，乃決定由廖林生同誌在11月間把他帶到川南工作。
由於劉、冉的變叛和上川東起義失敗，造成了川東地下黨的大破壞。這個過程，1948年4-9月，前後經過了將近半年，9月以後，形勢才開始穩定。當時，川東臨委所屬組織，除我直接領導的川南工委、涪南工委和長壽、銅梁、榮昌等縣，以及黔北組織基本保持完整外，其餘各地大部分遭到破壞，或受到嚴重牽扯，需要重新清理。鄧照明這時在重慶，我們無法聯係，不通情況。他積極主動地對上。
下川東和重慶地區的組織分別清理，恢複聯係，安排善後，重新聚集力量。我在銅梁一帶也做了一部分工作。我曾通過川南的組織派人到重慶找鄧照明。他於9月中到上海找錢瑛，沒有找著，11月回來，通過川南組織的聯係到銅梁來，我們接上了頭，彙集了情況，交換了意見，總結了經驗教訓，決定在農村不再搞大的武裝起義，在有條件的地方搞小型武工隊；也不大量發展黨員，注意積蓄力量。此時，重慶，川南，上、下川東各地組織均已經過清理，建立了聯係。
在此之前，在華鎣山起義失敗、王璞犧牲後，我曾和薑伯言研究如何找上級領導的問題。大概是10月或11月，我派薑去南充，擬通過南充川西的黨組織商量我和“川康”的負責同誌見一麵，互相交換情況，商討如何與錢瑛取得聯係的問題（因我們不知道錢瑛的通訊地址）但經過薑伯言的努力，仍毫無結果。後又聽說李維嘉在遂寧，他和川西的同誌熟悉。我又派薑伯言到遂寧找李維嘉，也未找到……
在銅梁，我和鄧照明研究當時形勢，認為我在銅梁已有些暴露，決定離開銅梁，轉移到江津。銅梁的黨組織是1948年初王璞派熊伯濤、敖明富去清理的，通過近一年的工作，當地的老黨員經逐個考察，能恢複關係的已經恢複，並發展了一批新黨員。銅梁的黨組織和黨員同誌這一時期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他們在支援川東臨委領導、掩護川東各地到銅梁的幹部、安置華鎣山起義失敗後撤退下來的同誌，組織交通聯絡站，以及為川南的武工隊提供經費、槍支等各方麵都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我離開銅梁時決定，銅梁工委由遊文俊、楊德進同誌負責，熊伯濤。
馬叔靜、張蘭星隨我到江津，調敖明富到重慶工作。
1949年1月，張蘭星、熊伯濤先後調去江津。張蘭星在江津刁家場做基層工作，熊伯濤與在重慶的謝長琮通過一個統戰關係（江津縣糧食局會計主任和雙和鄉征購主任張孝昌）在江津組織了一個字號，作為我們的掩護，同時開辟經費來源。
在我離開江津前決定，將來川南的經費由江津方麵來籌劃，如有必要，可以將李培根從川南調到江津。這時江津還沒有建立統一的縣級領導機構，分別由我聯係……
1949年春節前，我在江津刁家場刁光明同誌家召開了一次川南工委、涪南工委的工作會議，有廖林生、周平、李治平、李培根、胡曉風、張蘭星等同誌參加。會議聽取了各地的情況彙報，並根據我與鄧照明研究的工作方針，布置了工作。會議決定在川南和涪南地區都不搞武裝起義，仍然繼續堅持在敘（永）古（藺）邊境深山老林地區搞小型武工隊；加強瀘州的城市（特別是第二十三廠的工人和瀘州學生）工作；涪南工委原調出的幹部仍回涪南，加強涪陵、南川、綦江、榮昌等工礦城鎮的工人工作和統戰工作；糾正川南個別地方（納溪）大量發展新黨員……降低質量的不妥當做法。這個會議日夜加班，開了四五天。
春節後，正月初五或初六，鄧照明來江津和我碰頭，傳達他到香港與錢瑛同誌接頭時錢瑛的指示。錢瑛同誌分析了當時形勢，指出全國即將解放，川東地下黨的工作重點應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為中心，要加強學習，學好《將革命進行到底》等文件，加強調查研究，加強統戰工作，注意整頓組織和積蓄力量，不再搞農村武裝起義；決定成立川東特委，由我任書記，鄧照明任副書記；為了培養提高幹部，決定分批調川東的骨幹去香港學習和總結工作，每批不超過五人，並指定我必須立即去。我們研究決定，第一批到香港去學習的，除我之外，還有廖林生、薑伯言、李家慶、黃友凡，下批人選等我們回來再定。鑒於我當時的處境，不便經重慶飛香港，乃決定到瀘州，經川滇公路到昆明，再飛香港。
2月中旬，通知涪南工委的李治平同誌到江津刁家場，向他傳達了錢瑛同誌指示，進一步研究布置了涪南地區和江津的工作。隨後，我去銅梁，向銅梁工委的遊文俊、楊德進作了傳達、布置，並和李家慶、薑伯言碰頭，聽取了彙報，傳達布置了工作；同時，通知他們去重慶聯係，轉赴香港學習。
3月中旬，我到瀘州，住瀘南中學李培根同誌處（瀘南中學校長劉國瑞同誌是老黨員）向川南工委的同誌作了傳達布置，聽取了彙報，並通知廖林生於3月底去重慶轉香港。當時，周平在古藺山區搞武工隊，一時無法見麵，由李培根派人向他或由他到瀘聽取傳達。那時，在川滇公路上已發展了幾名汽車司機入黨，我與他們商量如何去昆明的問題，他們幾次慎重研究，認為川滇路上經常有土匪攔車搶劫，班車已不能正常通車，安全沒有保障，因此不能成行。隻好與重慶鄧照明聯係，另外設法。鄧來電說可以由重慶起程，乃決定仍回重慶轉香港。在瀘期間，我會見了闊別多年的過去瀘州中心縣委時期的老同誌和第二十三廠的工人同誌，向他們傳達了形勢任務，大家情緒很高，勁頭很大。
4月初，我從瀘州回到重慶。住小龍坎樹人中學內（校長傅世嶼，教員覃正中、胡誌鬆都是我領導的黨員）鄧照明到學校來，我們研究了當時正在全市興起的學生運動的鬥爭方針策略和我去香港的辦法；並決定如果我們的工作有變化，由劉兆豐、盧光特、李培根、李治平等同誌臨時負責川東黨的工作，因為他們對川東川南地區的情況比較了解，叛徒都不認識他們，比較容易活動，能夠承擔這個任務。4月19日或20日下午，老鄧到學校接我，恰逢這天下雨，我們各乘一部人力車……把車篷遮上，進城住林森路石林、老馬同誌處。第二天，由石林送我到珊瑚壩機場，直到飛機起飛後，石林才離開。
當天到香港，三天後見到了李應吉（宋林）同誌，他是抗戰時期川東特委的組織部長，我們不認識，但彼此都知道。李應吉告訴我，錢瑛同誌得到中央通知，已將川東、川康在港學習的幹部帶回北京，香港的學習班已經不辦了；錢瑛同誌要我和鄧照明都隨她到解放區，因為我們都太暴露，不能在重慶、川東再待下去。
他還說，錢大姐等了我約近兩周，還不見來，他們日夜都在惦念，又恐發生了問題。他並要我立即擬好發給鄧照明的電報，要鄧迅速來港轉赴解放區，電報經李審查後即行發出。李又說，廖林生還在香港等船到解放區去。我即搬到廖林生處住下。
5月初，鄧照明、曾昭華同誌等從重慶到香港，我去接到他們。當晚，鄧見到了李應吉同誌，向李彙報工作情況。李應吉又告訴我們，他的任務是執行錢瑛同誌的決定，把我們送到解放區，見到錢瑛同誌後由她決定工作。
5月下旬，我們離港經煙台到濟南。山東分局告訴我們，錢瑛同誌等已去武漢中南局。7月1日，我們到達武漢，向中南局組織部報到。7月2日，見到錢瑛同誌，也和隨同錢瑛同誌進解放區的原川東、川康地下黨的同誌見了麵，大家十分高興，同時也十分掛念留下的同誌和工作。鄧照明向錢瑛同誌彙報了情況。鑒於西南即將解放，我們都很暴露，錢瑛同誌決定我們不回去了，川東特委的工作由我們提名的劉兆豐、盧光特、李培根、李治平他們暫時負責。重慶大破壞後，川康方麵曾派人到重慶填補空白，開辟工作。這時，錢瑛同誌叫馬識途把川西在重慶的主要負責人羅民什、劉康的關係交給了鄧照明。6月中下旬，在我們到武漢前，錢瑛同誌曾組織川康、川東的同誌對1947年以來的工作進行一次總結。我和老鄧後到……沒有趕上參加，也沒有向我們詳細傳達，隻叫我們根據上海、武漢地下黨在臨解放前的鬥爭經驗，擬訂了一個川東黨的工作提綱，經錢大姐審查修改批準後，派薑伯言同誌回重慶傳達貫徹。7月中旬，薑伯言動身返回重慶。
在武漢時，錢瑛為了幫助四川的同誌學習在執政的情況下如何工作，曾組織部分川康、川東的同誌，參加武漢的接管“實習”，以便取得經驗，回川參加接管。
川東參加工作的同誌有：黃友凡，在中南局統戰部；李思源，在中南局外事辦公室；王覺，在文聯；吳斌，在團校；曾昭華，在華中貿易部。我沒有參加武漢的工作，錢大姐給了我一項臨時特別任務，給武漢大學一個要求入黨的進步學生塗××辦三天學習班。我給他講了黨的建設、秘密工作等問題，並吸收他為預備黨員，要他去貴陽做他叔父（貴州省偽保安司令）的策反工作，並派李思源同誌和塗同去。10月，李思源順利完成任務返武漢向錢大姐彙報後，隨軍回重慶，與我們在行軍途中會合。
黨中央決定由二野劉鄧大軍進軍西南。8月，錢瑛同誌派我去南京，向鄧小平、宋任窮、張際春等領導同誌彙報川東黨的情況，請示任務，並向西南服務團的一些負責同誌作了彙報。他們都很高興。領導決定，川東、川康的幹部都到南京，我即返武漢複命。
在川東、川康的幹部行將離武漢去南京的時候，一個下午，錢大姐在她的辦公室接見了我們大部分同誌，特別勉勵我們在解放後要謙虛謹慎，向老區的同誌學習……這是錢大姐直接給我們的最後一次教育，給我們每個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9月中到南京，鄧小平、宋任窮、張際春等同誌接見了我們，由馬識途、鄧照明分別彙報了川康、川東的工作。首長們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予了親切的慰問，並設宴招待了我們。大家很受鼓舞。領導又決定，川康的同誌到西安隨一野去成都……川東的同誌隨三兵團和川東區黨委返重慶，川南的同誌隨川南區黨委返瀘州。
9月30日下午，我們離開南京，隨川東區黨委政策研究室的陸鳳翔同誌等進軍西南了。
行軍到湖南常德，川東區黨委研究配備川東地區（包括各縣）的主要領導幹部。
區黨委組織部長魏思文同誌邀鄧照明和我參加，我們把所了解的川東地下黨各地幹部情況作了介紹，提出了使用意見。解放後接管時，幹部大體是按這個方案配備的。
11月底，重慶解放。大軍入城第二天，我們也到達重慶，先後和留下堅持工作的劉兆豐、盧光特、李培根、李治平，以及在重慶的其他同誌見了麵，大家都投入了緊張的會師工作，追悼死難烈士的籌備工作，地下黨幹部、黨員組織關係的審查與轉移工作，黨的外圍團體的交接工作，以及黨員幹部的思想工作，等等。到此，川東地下黨完成了它的曆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