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南工委：原書記羅恩源（外省人，綦江套淮河委員會職員）委員周應培（南川人，小學教員）我到巴縣中心縣委時，羅恩源已找不到，不知下落；周應培調離綦南地區，組織由羅浩直接清理。當時，綦江境環惡劣，特務機構多，控製嚴密，黨組織和黨員的內部暴露（橫的關係打通得多）和外部暴露（社會上暴露）都比較嚴重，四五十個黨員，撤走了1/3，能接關係的隻有10多個人。南川環境稍好一點，經過清理後，由李治平負責，保留綦南工委名義，不再建立組織機構……
永榮隆工委：1941年上半年，書記周平，組織部長何迺淑（女師學生）宣傳部長何君輝（當地人）下屬永川有一個支部，三四個黨員，隆昌有少數黨員，工作重點在榮昌，有近百黨員，包括教師、學生和當時修築鐵路的工人。但本地的同誌已大部暴露，經過清理整頓，一部分同誌轉移出來，有的到了重慶。1941年夏天，周平到重慶找何迺淑，在日機轟炸時，以“漢奸”嫌疑被捕。當時，周平跳江浮水逃走，又被抓住，遭到毒打，關在土橋監獄。我們得信，立即撤走何迺淑。周平在監獄經受了嚴重考驗，沒有屈服。一個多月後，帶信出來，說明被捕原因，他隻承認是鄰水人，來重慶不懂躲警報的“規矩”，被當做“漢奸”，沒有證據。以後，通過鄰水黨組織作工作，請人取保釋放。1942年下年，經廖誌高批準，恢複周平關係，仍任永榮隆工委書記，恢複組織，建立聯係。
江津縣委：1939年原縣委書記王世煥被捕叛變，組織破壞。1941年初重建江津縣委，秦朝亨任書記，委員李培根。1941年底，李培根調走，增補沈瑛為委員。1943年初，又調周平去江津負責。本地黨員很少，大部是外地轉去的，如白沙中大先修班、川東師範學生，以及小學教師和個別工人、職員等，共有黨員20餘人。
璧山縣隻有個別黨員，沒有建立縣級領導機構。
中心縣委的直屬單位有：巴縣冷水場特支，書記溫凱廷，組織委員李文俊，宣傳委員餘國材。另外，巴縣長生橋、南岸黃桷埡、大渡口等地都有黨員，由中心縣委直接管理。
新開辟的工作地區有：貴州黔北組織，這是1941年，外地組織有所暴露，把溫凱廷、張真淑、李培根，戴克宇、石仲達、牟克波、周玉英等同誌先後分別轉移到南川合溪場，後來又到貴州的正安、綏陽、桐梓、仁懷等地，建立了“據點”，開辟了工作，但沒有成立正式的各級委員會，主要實行單線聯係。1944年，南方局辦訓練班，李治平、李培根、溫凱廷均調來學習，同時研究工作。當時，於江震與我商量，準備建立一個川黔邊區工委，叫我負責。因貴州地區反動控製嚴密……我建議派幹部去作工作，不必建立正式的組織機構，這個地區的工作由我負責聯係。時值日寇進攻獨山、都勻，南方局提出要積極準備在黔北地區發動群眾打遊擊。
長壽縣在1943年由巴縣中心縣委派王秉楠、文靜吾等同誌建立了縣特支，由王秉楠作書記。以後，調秦朝亨去作了副書記。
根據當時“轉地不轉黨”的原則，中心縣委原來所屬黨員，根據形勢的需要和社會職業的變化，人轉到哪裏，我們的管理範圍也就跟到那裏。如我們先後有三個黨員考入中大讀書，就在中大建立了一個屬巴縣中心縣委的平行支部。有兩個黨員考進川大；還有兩個原來在瀘州的工人黨員，西康人，轉到重慶，和我接上關係，以後回西康越西工作，他們的關係仍然留在巴縣中心縣委。
另外，還有四川省委交下來的幾個特殊關係。
一個是張友漁同誌在1946年冬交下的青年黨重慶市黨部的組織部長廖石城，指定由餘國材聯係，餘國材、王世芬並因此打入了青年黨。1948年初，根據錢瑛同誌關於根據需要可以發展特別黨員的指示，經川東臨委王璞、塗孝文和我研究，批準了廖石城入黨。
一個是打入特務機構的伍尚明，原是榮昌的黨員，1941年撤到重慶，仍由我聯係……他對舊社會各種江湖門檻很熟悉，入袍哥，當上五爺（因他姓伍，又是袍哥“五爺”，因此叫他“雙五哥”）並通過這種關係打入了軍統兩路口檢查站，當了少尉文書。後特務站長升了官，調到大竹縣，經我同意，伍尚明也跟著去了。
1945年回重慶，由南方局出錢在兩路口開個雜貨鋪，繼續在袍哥裏活動。日本投降後，江震要我提供一個可以搞兵運的人，我把“雙五哥”介紹給他。以後，他找了一些失業軍官活動，動員他們“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因此暴露被捕。
他隻承認“在瀘州一個茶館裏吃茶，因發牢騷，被一個叫羅林的人介紹加入共產黨”，沒有暴露組織和出賣同誌，被關押在偽陸軍監獄，解放後在重慶“花紗布公司”工作。
還有一個經濟機構，是1946年由四川省委投資與群眾合股開的“裕中行”，設在觀音岩。我代表省委作股東，任總稽核，楊宗明作經理，黃紹輝、徐勳作副經理……王開智、樊竹屏作會計。都是我們的同誌。
當時，巴縣中心縣委設在重慶，但與重慶市委沒有關係。我原來與王璞、彭詠梧……駱安靖也不認識；隻是和劉國定偶爾在街上碰見，打個招呼，有時到南方局彙報工作，遇見過劉國定，互相也不通關係。
在這一時期，巴縣中心縣委的上級領導人是：1941年春，我初到巴縣中心縣委時……由廖誌高聯係；1941年8月，由王致中聯係；1941年11月，廖誌高介紹於江震（老江）聯係；1942年三四月，於江震要離開，廖誌高又介紹曾淳（孫國安）來聯係，有時廖誌高也直接聯係。這時，除過去在瀘州時就傳達過，知道廖誌高是川東特委書記外，其他同誌的職務都不知道。到1944年2月，曾淳找到我，在一個旅館裏談了一天，研究了巴縣中心縣委所屬幹部黨員的情況和如何使用的問題。他又說，他可能要離開，如果三個月後還不來（原來每半個月碰一次頭）叫我直接到辦事處去接頭。過了三個月，曾淳沒來，當時他的社會職業是在張家花園中華職業教育社作職員，我去也沒找到。我通過《新華日報》找到張黎群，由張黎群轉告於江震，約我到辦事處去住了三天。我詳細彙報了幾年來巴縣中心縣委的組織情況和工作情況。自從執行隱蔽方針以來，經過清理整頓，轉移黨員，開辟了新地區，開展了工作，組織保持比較完整，沒有遭受破壞。於江震很滿意，規定以後直接和他聯係。後來，又由許建業作我和南方局之間的交通。許建業原來在重慶市作工人工作，聯係了一批工人，有一些瀘州轉下來的關係。他的社會職業是和成銀行職員，和成銀行調他到閬中工作了一年，回重慶後，通過周平找到我，經於江震同意，恢複了關係，交給我領導，並作我的交通，與南方局聯係。
1946年5月，南方局遷南京，在重慶成立公開的四川省委。1946年“雙十節”，我到中山路原中共代表團駐地向吳老、江震彙報工作。於江震說他將要離開，以後由張友漁聯係；同時，介紹魏文穎（現在四川省黨校作副校長）來協助我工作，沒有明確職務。魏文穎當時在建川中學以教書為掩護。1947年1月，省委調他到川北去了。
1947年春節後，我到省委住了一晚，向張友漁彙報工作，並交給他幾個轉到外地的關係。張友漁說，南京通知叫作好事變準備。當時他還告訴我鄧照明的情況（沒有說名字）說秀山有個關係，敵人懷疑他們是“民盟”的，逮捕了，目前還沒有出問題。因為當時秀山來的信是由我們代轉的，他叫我們接到信立即送去，所以我知道了秀山的關係。至於鄧照明、劉兆豐的名字，是後來才知道的。
從省委回來，不幾天，在報上看到，省委和《新華日報》被敵人包圍，撤回延安……我們當時比較鎮靜，雖然不知道四川是否留下有人，但估計上海、南京一定會留人，一定會找我們聯係。我們作了兩方麵準備，一方麵把可能暴露的同誌撤離……如裕中電料行的經理楊宗明，因是個文化人，愛寫文章，就把他轉移到蜀都中學教書；另一方麵，把中心縣委下屬各個頭頭分別找來，向他們說明，我們已和上級斷了聯係，要他們按照過去的方針，積極認真地工作，不要亂找關係，避免出問題，等候上級來找我們。
四
1947年5月，劉國定在街上碰見我，說正要找我。他說，錢瑛同誌在上海，通過張文澄寫信，叫他去上海見了麵。他還說，他們是重慶市委的，還有王璞，也要找我。對他的這個說法，我是相信的。第二天，與王璞見了麵，互相交換了情況和對形勢的看法。他們進一步說明了到上海的情況：中央委托錢瑛管四川工作，錢瑛指定王璞負責清理川東的組織。錢瑛還交了幾個大頭的關係，說酉秀黔彭有個姓鄧的川大學生，“七大”代表，從延安回來，作過縣委書記，打過遊擊；川南有個組織，負責人的名字不記得了；下川東有個塗萬鵬，也是“七大”代表；還有我。前麵幾個人，王璞他們都不熟。我介紹了我所知道的情況；鄧的通訊關係在我這裏，對他本人不認識；川南瀘州中心縣委，1941年羅浩去後，1943年又遭破壞，由廖林生負責，獨立作戰搞了三年，日本投降後，廖林生通過榮昌組織（廖林生原在榮昌工作）找到了我，由我把廖帶到重慶，與南方局接上了關係，我可以找到他；下川東的組織，塗萬鵬到萬縣後，與省委間的交通是冉益智，我下麵有個黨員沈知作，可以通過沈帶信給塗萬鵬，我和塗在瀘州是認識的。
於是，通過黨員陳俊逸的關係，找到劉兆豐，又通過劉兆豐與鄧照明接上頭；同時，與川南組織接上關係，又把塗萬鵬找來重慶。1947年暑假，大約是8月間，大家先後都分別由我給王璞介紹碰了頭。王璞準備了一個提綱，估計了當時形勢，分析了川東地區的各種矛盾，提出了發展農村武裝鬥爭和城市工作的意見。大家討論同意。在這以前，駱安靖又到上海，向錢瑛請示彙報了回來。各地組織已經過清理，大部分接上了關係。9月，由王璞到上海，向錢瑛彙報，10月回來，傳達錢瑛指示：基本同意王璞的彙報提綱，指出工作重點在農村，城市支援農村，但城市工作、統一戰線都要加強；武裝鬥爭應多發展小型遊擊隊，如搞大規模的打旗號的武裝起義，一定要經過上級領導批準。還談到，中央擬派在解放區的一些四川的軍事幹部組成隊伍，從陝西、大巴山打回四川，以策應解放區戰場，要我們積極配合（當時，我們估計這支隊伍可能在1948年春進來，可能有在四川工作多年的於江震同誌參加。我們在農村要準備，在城市也要準備。以後，1949年7月我們在武漢時，錢瑛同誌說，中央已組織“川幹隊”，就是由於江震同誌負責。
但由於形勢的變化，他們沒有進入四川）王璞在彙報中，估計已掌握千把人槍……比較樂觀。錢瑛決定成立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王璞任書記，塗萬鵬任副書記……劉國定、彭詠梧和我任委員。鄧照明當時之所以沒有參加川東臨委，因他在黔江被捕出來，由王璞和我負責審查。本來在向錢瑛彙報時已提出，鄧照明在老解放區作過縣委書記，搞武裝打遊擊有經驗，應該參加臨委。錢瑛說，我們相信他……但應有個組織審查手續，你們趕快派人調查，現在先幹工作再說。王璞回來，即向鄧照明說明上級意圖，並要他作上川東一工委書記，到達縣大竹發動武裝鬥爭；同時，由宜昌特支陶敬之通過打進敵人軍隊（逮捕鄧照明的軍隊）的黨員明昭，查看了敵人的檔案，說明鄧照明、劉兆豐等在被捕期間沒有問題（1948年3月樊恒才從宜昌回渝向我口頭彙報的）準備1948年5月再到上海彙報時，把老鄧補進川東臨委，但未實現即開始遭到破壞。
當時川東臨委的分工和下屬組織情況是：成立上川東地委，王璞兼書記，駱安靖……曾霖任委員；成立下川東地委，塗萬鵬任書記，彭詠梧任副書記，楊虞裳（艾英）唐虛穀任委員，彭詠梧並立即到下川東，組織武裝起義。改組重慶市委，劉國定任書記（王璞在上海時曾向錢瑛彙報，認為劉國定在城市工作太久，生活不艱苦，經濟上不檢點，打算調他到農村，但他不願意。錢瑛說，那就暫時不忙動，以後再說）冉益智任副書記，負責學運；李維嘉任常委，負責宣傳、統戰……許建業任委員，負責工運。巴縣中心縣委撤銷，原巴縣中心縣委在重慶市內的關係，工人交許建業帶去，學生交周應培帶去，我隻保留少數上層關係和必要的交通聯絡人員。我分管的地區有：涪（陵）南（川）工委，由原綦南工委和涪陵……豐都黨組織合並組成，李治平任書記，劉渝明任委員；川南工委（以原瀘州中心縣委為基礎）廖林生為書記，李培根為副書記；榮昌工委（以原永榮隆工委為基礎）書記周平，委員何君輝、桂永安；黔北組織，包括綏陽的溫凱廷、桐梓的餘時亮，1948年3月又派張立等10餘人到黔北，原打算建立一個黔北工委，正在籌備中，重慶市委遭破壞，怕受牽連暴露，沒有成立，仍然分別開展工作。根據錢瑛指示，決定撤銷原巴縣中心縣委管理的裕中電料行，黃紹輝、徐勳另做生意。隨即，塗文素去萬縣，王開智調上海。川東臨委成立後，我準備到川南工作……瀘州不能去了，可以在江津、合江一帶活動。我先到江津設立了幾個聯絡地點……清理了關係，布置了川南的工作。
1948年的舊曆年後，約在正月初三或初四，我與王璞、塗萬鵬在重慶碰頭，知道下川東起義失敗，彭詠梧犧牲。鄧照明在達縣、大竹的遊擊戰已經打開，不幾天也失敗了，當時待不住，帶一批人回到重慶。當時決定，縮小活動，不再暴露。
因當時重慶市委支援農村搞武裝鬥爭，工作量大，頭緒很多，為避免重慶市委暴露，決定把川東臨委和重慶市委分開，由我任川東臨委秘書長，駐重慶，並把北區工委交給我領導。北區工委所轄包括江北縣和北碚一帶，書記齊亮，組織委員黃友凡，宣傳委員王樸（小王樸）小王樸家是大地主，他動員母親金永華賣了大量田產，支援川東地下黨，貢獻很大。我與北區工委隻接過兩次頭，就出了事……
我作為臨委秘書長，當時最重要的工作，一是安排好鄧照明帶回的幾十個同誌的疏散工作，這筆經費是靠北區工委小王樸家提供的；二是組織好與各地的交通聯絡。
就在春節那次碰頭時，還傳達了川康特委蒲華輔從上海回來轉達的錢瑛的指示，主要內容有：1）開展對敵人的攻心戰，強化敵人的危機感；2）加強統一戰線工作；3）有些能起特殊作用的對象，可以發展為特別黨員。根據對敵開展攻心戰的指示，王璞決定把《挺進報》寄給敵人頭目，來動搖瓦解他們。
1948年4月3日，我與愛人曾昭華到南溫泉找貴州回來彙報工作的餘時亮接頭。走前，曾到誌誠公司找許建業，沒有見著。誌誠公司是重慶電力公司的一些職員共同集資辦的一家私營公司，由電力公司會計科長黃××作董事長，我們的黨員劉德惠也參加作董事，許建業在那裏作會計為掩護。因為重慶市委支援農村的幹部……武器、電台，都要通過我轉出去，所以我和許建業經常接頭。誌誠公司的職員工友許多都認識我。4月7日，我們從南泉回來，由曾昭華找電力公司的會計胡生寒（進步群眾）借點錢。胡生寒說，老許和劉德惠都被捕了，矮子（指劉國定）
被抓住了，現在到處在抓胖子（指我）我到南泉之前，曾與劉國定碰過頭，知道他的老婆住在寬仁醫院生孩子。我馬上趕到寬仁醫院，劉國定的老婆正在哭。
這時，劉國定的聯絡員、漢利藥房的周光福也在那裏，他很緊張，說劉國定本來每天都來的，現在已兩天沒有來了。我安慰了劉國定的老婆一番，把周光福喊出來，告訴他：劉國定被捕了，相信他能堅持，但要作好準備，叫他通知劉國定老婆準備出院。晚上回到江北（我家住江北）燒掉文件。第二天清早到化龍橋中央電工器材廠找冉益智，當時估計，劉國定可能堅持，也可能叛變，要作兩手準備，能撤離的撤離。我在冉那裏住了三四天，每天研究新的情況。當時，已知道敵人曾去逮捕劉國，劉逃脫。因此，決定冉益智二三天內一定要離開，並約定4月16日中午12時，我、冉益智、李維嘉在北碚圖書館碰頭。同時，我又通知了鄧照明，並由王璞的愛人左紹英和曾朝華通知了有關頭頭（如齊亮、羅誌德等）
凡是劉國定知道的地方，都要避一避。一天淩晨，我找到樊恒才，由他寫信，介紹我到北碚的兩個鄉長（黨員）處去住。臨走時，樊給了我200元作盤纏。
作好這些安排之後，我先後在小龍坎和青木關雙河場住了幾天，16日中午12點到北碚圖書館門口接頭，李維嘉先到，冉益智沒有來，我們迅速離開，估計冉益智出了事。我與李維嘉商量，因為他所聯係的人還沒有出問題，決定他看看發展情況再作部署；同時，我又交了一個關係給他：西南實業協會的廖石城，這個關係……劉、冉都不知道。我們分別在北碚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我到車站看著李維嘉上了車，才回青木關。李維嘉到重慶後，形勢很緊，已有人被捕，無處隱蔽，已經待不住了，他作了布置之後，轉移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