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1981年8月24和25日蕭澤寬同誌在“四川在京部分老同誌黨史資料座談會。”
上的發言記錄整理，已經本人審閱）
一
抗戰前，1935年至1937年上半年，我先後在杭州、上海念書。1935年下半年開始參加上海的學生救亡運動，但和四川也有些聯係。因為張黎群和我是同學，也是四川同鄉，1936年他回四川一趟，和在成都辦《大聲》周刊的車耀先取得了聯係……托我在上海為《大聲》代買一些進步書刊。我經常給他們寄一些學聯的刊物，也代買一些如蘇聯的《時代》雜誌等書刊。後來看到《大聲》轉載過《時代》的一些文章。所以，那時我和四川的車耀先等同誌是互通氣息的，但詳細情況不很了解。
1936年底，我們向在上海的全國學聯的段君毅同誌要求到延安去。他同意了。於是，我們積極準備。1937年5月畢業考試結束後，張黎群、董仲平、廖烈仁、傅承均先後從成都到上海，我們組成五人小組，結伴而行，奔赴延安。我們拿著全國學聯給西安學聯（對內是“民先”，負責人李昌）的介紹信，由張黎群打前站，5月下旬就到了西安，找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通過辦事處主任葉劍英同誌介紹到雲陽鎮八路軍前方總部。前方政治部主任是楊尚昆同誌，他派地方工作部長（也是四川人）接待我們，說要請示後方，叫我們等著。我們在雲陽住了幾天，“七七”抗戰發生了。那時，西安形勢很好，抗日救亡運動是公開的，與上海大不相同。各地經西安、雲陽，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多起來，有北平的，上海的，也有四川的。連同我們共有四五十人。經中央同意，我們於7月底到延安，由中央青委接待安排，給我們辦了學習班。由於我們是第一批到延安的青年學生，中央很重視，毛主席親自接見，並和我們開了半天座談會。中央各部門的許多負責同誌來給我們講課，如林老講陝甘寧邊區工作、蔡暢同誌講婦女工作、馮文彬同誌講青年工作，等等，中心是學習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我們去延安是想讀抗大。馮文彬動員我們說：“不要都去讀抗大了，現在前線需要人，要有一批人上前線。”於是，分別征求意見。有的參加了丁玲組織的“戰地服務團”，有的進了抗大。馮文彬又和我們幾個人商量：“你們是不是抽幾個人，有社會關係的，站得住腳的，回四川去工作？”毛主席在與我們座談時還說：“我也沒有讀過大學。你們讀抗大，我們歡迎；不讀，先做工作也好。”我和張黎群決定回四川。
當時，我們還沒有入黨，這個觀念也不明確，隻認為能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就行。
8月中旬，組織上把我們送到西安。我們離開延安時，帶了一批從第1期起的全套的《解放》雜誌。到了西安後，自己籌集路費，向家裏要來錢，坐上火車到寶雞……換乘川陝公路汽車，經綿陽，於9月初到了成都。
回四川是為了搞抗日救亡運動。張黎群在1936年回過四川，與成都的餘明、張文澄等一些同誌熟識；我與從上海回來在川大借讀的王世煥、吳德讓等一些同誌熟識。於是，我們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四川青年救國會，隻有20多個人，記得名字的有張文澄、王世煥、張黎群、餘明、吳德讓和我。以後和成都“學聯”。
“民先”的另外一些同誌，如康乃爾、熊複等也熟悉起來，我們又共同商量，每人湊五塊錢，也募了點捐，辦了《救亡周刊》雜誌，由熊複作主編，吳德讓作編輯，我作發行人。同時，我們還組織了一些讀書會，又參加“抗敵後援會”組織的宣傳隊，在少城一帶的街上、茶館、“公館”裏作抗日宣傳。
這時，我和車耀先見了麵，因有1936年在上海為《大聲》周刊代買書刊的曆史淵源，一見如故，經常見麵。當時，成都鳳凰山正在抽調民工修築飛機場，溫江專署組織了一個溫江民工總隊部，有個“陳副官”陳誌學（可能是失掉關係的老黨員）是溫江專署專員的堂兄弟或侄子，車耀先通過他的關係，把我介紹到溫江民工總隊部作宣傳工作，給民工講抗日的道理，教唱救亡歌曲。但國民黨貪汙克扣，民工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很困苦，一般的宣傳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我隻搞了個把月，與車耀先、王世煥商量，要回家去籌集點生活費用，由梁亮戈（萬縣人……參加過雲陽暴動，1935年我們在杭州認識）去接替我在溫江民工總隊部的工作……當時民工的困境我們曾向學聯反映。以後，川大發動慰問鳳凰山飛機場民工，發生所謂“稻草案”，是抗戰初期成都的一個重大事件。
我回到自貢老家後，由於都知道我是從延安回來的，我也公開宣傳共產黨好。在家過了春節，又到成都。我返家之前曾與張黎群商量，還是決定再回延安。返成都後，王世煥說：“不要走，在這裏給你解決組織問題。”他拿一本油印黨章給我學，又由我出錢買紙、買油印機，和他刻印了一批黨章，交給組織上。1938年2月，由王世煥介紹並代表上級吸收我入黨，舉行了宣誓儀式，沒有候補期。
根據組織的決定，我們又商量，決定《救亡周刊》停刊，改出《戰時學生旬刊》……仍由我作發行人；同時，組織戰時學生社，我和吳德讓作總務。當時分工，戰時學生社主要作中學生的工作。我們開展了宣傳講演、戲劇演出，以及讀書會。
歌詠隊等活動，並組織了一批進步書刊，辦理出租業務，雇請江鑒明（後來由省工委派到瀘州第二十三兵工廠工作）照看在祠堂街的戰時學生社和管理圖書出租……這時，戰時學生社有王世煥、吳德讓和我三個黨員，成立了黨支部，由王世煥（代表省工委成都市委的學委）任支部書記。不久，董仲平從延安回成都，也來戰時學生社，任支部副書記。
就在籌辦《戰時學生旬刊》的時候，省工委通過王世煥征求我的意見，問我是否願意去搞工人運動，條件是要脫離家庭，割斷一切社會關係，絕對保密。我立即同意。接著，省工委辦了一個“工運學習班”，由廖誌高講《黨的建設》，程子健講《職工運動》。在茶館裏辦，上下午分別在不同茶館，不斷掉換。參加學習班的分兩個組，我們這個組有徐堅、吳楠、魏熹光和我，四個人。另外還有一個組，和我們分開學，當時沒見麵。學習班共辦了一個星期左右。講完課後準備了一天，第三天我就走，這時才告訴是到瀘州。
這次回去的有我們這個組的四個人和另一個組的江浩然、餘惠波、朱致中，還有一個老同誌張靜波，由程子健帶隊，把我們帶到瀘州。
二
1938年5月，我們到了瀘州，程子健說，要進第二十三兵工廠。進廠是通過這個廠的勞工課長張蔭堂分別介紹的。張是上海同濟大學畢業的，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關係在董老手裏（這是後來知道的）我們都改了姓名、籍貫，編造了履曆。
我們編成一個特別支部，由省工委直接領導。設在瀘州的川南工委不管我們的工作，但負責解決我們生活上的各種困難，給予支援。川南工委的負責人先後與我們聯係的是萬進修和何作洲。他們的通訊地址是謙德醫院，有什麼事都通過謙德醫院找他們。
第二十三兵工廠，從河南鞏縣遷來，是個軍用化工廠，製造炸藥、毒氣、防毒麵具等，總廠下麵幾個分廠。省工委要求各廠都進點人。於是，我、徐堅、吳楠。
魏熹光、朱致中進了小市的麵具廠（製造防毒麵具的）張靜波、餘惠波、江浩然進了羅漢場總廠。6月我們進廠時，尚未正式開工，還在搞基建，除個別作寫字工外，我們大部分作小工，搞搬運。這對我們這批知識分子是個很大的鍛煉，生活習慣根本改變。組織上叫我們和工人打成一片，得像個工人的樣子：衣服，過去的不能穿了，隻能在舊衣店買粗布舊衣來穿；發式，剃成光頭；住處，我們租來房子，邀請貧苦工人一起住，睡大鋪；吃飯，和工人打夥吃。當時，徐堅特別困難，他戴著眼鏡，戴著吧，“不像工人”；取了吧，又看不見，很苦惱。後來大家說，反正是“小學教員，躲壯丁來的”，戴眼鏡不要緊，他這才大著膽子戴眼鏡了。幾個月後，我們四個人可以抬200多公斤的石頭和兵工器材了。
這個廠等級森嚴，不但分職員、工人；工人中又分老師傅、一般技工、小工；小工還要分老小工、新小工，河南的、四川的。我們四川小工算是最低一級的新小工。
到1938年10月，工廠正式投產，我們也轉為正式工，分到車間上班。我分到電鍍車間，徐堅分到衝壓車間，吳楠分在醫院掛號，魏熹光分在辦公室掃地。羅漢場總廠那邊幾個同誌，境遇稍好一點，有的管材料，有的管水文，沒有搞搬運的。
這時，省工委又派了第二批人來，有李輝、肖雨、孫敏、陳華洛和給“戰時學生社”當“店員”的江鑒民（此人是老資格，以後被捕叛變）等七八人，分別分在總廠和麵具廠。1939年初，瀘州中心縣委也通過關係介紹一批瀘縣高工、瀘縣職中的學生進廠（均分在總廠）這樣，先先後後由黨派進去的同誌約有一二十人……
1938年九十月間，李亞群調來瀘州任瀘州中心縣委書記，我們的關係也由省工委交下來，由李亞群聯係。1939年1月召開瀘縣中心縣委擴大會議，宣布上級決定：
省工委撤銷，分為川東特委和川康特委；川南工委撤銷，成立瀘縣中心縣委，歸川東特委領導。擴大會議選舉李亞群為中心縣委書記，萬進修、何作洲、曾仲牧……羅××等是常委，我是執委。那時，塗萬鵬是江安縣委書記，也是執委。不久……川東特委派劉隆華來作婦委書記。
在第二十三廠的工作，我們從交朋友、“掉蘭交”、開展經濟互助入手。當時，外地工人和四川工人隔閡較大，外地工人技術熟練，處境較好；四川工人生活艱難，毫無地位，宿舍不讓四川工人住，連食堂也不讓四川工人搭夥。我們首先把四川工人團結起來，同時也做外地老工人的工作。我們在貧苦工人中發動“打會”，每人每月湊點錢，輪流製點衣服、被蓋，很解決問題，受到工人們的歡迎，我們也得到工人們的信任，互相“掉蘭交”、“拜把子”，團結了一批工人。接著，又進一步組織工人俱樂部，因當時抗日期間，軍工廠不能組織工會搞罷工，隻有以工人俱樂部的形式，一方麵開展抗日救亡宣傳，讀《新華日報》文章，使工人了解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黨和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講蘇聯社會主義好，做啟蒙教育。另一方麵，團結起來向福利課做鬥爭。工人本來有福利費，但被福利課貪汙了。我們組織工人向福利課算賬，把錢拿出來給工人辦福利。同時，我們也做河南、安徽、湖北、上海等外地老工人的工作。開始，他們認為我們是少數青年人出風頭，或者說是四川人的事，他們不參加。我們便個別做細致工作，下班後到老師傅家幫助挑水拿柴，盡量團結他們；他們在實際鬥爭中也看見我們確實是為了抗日救亡，確實是為了工人利益。許多老工人過去也參加過罷工鬥爭，親眼看見過工友犧牲，是有基本覺悟的，所以也轉向同情我們，支持我們，並逐步減少和消除了地區界限和等級界限。到1939年初，我們的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礎，比較主動。那時，麵具廠約400工人，經常參加我們組織的歌詠隊、戲劇隊、球隊……學習班和各種活動的約六七十人。1939年三四月，廠裏建立“三青團”，要發展它的組織，但普遍受到抵製。我們說工人搞生產，支援前方抗日，不搞政治。
四川工人中的活動分子不理他，外地老工人也不感興趣，隻有很少數人參加。
1938年底、1939年初，我們在廠裏開始發展黨員，第二十三廠首先發展了兩個人……一個是張蔭堂的侄子張新民，一個是李明周，他們都是河南技術工人，有較高的政治覺悟，特別是李明周，他是河南工人中的領袖人物，很有威信。與此同時……總廠那邊發展了溫靜濤入黨。通過他們的活動，團結了更多的工人。以後又陸續發展了二三十個黨員。到1940年，連同我們派去的這批人，全廠已有40多個黨員。黨員都有較廣泛的群眾聯係，黨組織也有較強的戰鬥力。
有了一批工人黨員後，主要由本地和本廠原來的工人出麵活動，我們這些人便逐步退到第二線，並把一些搞紅了的同誌陸續撤離。1938年秋，首先撤走了江浩然……餘惠波；年底撤走了徐堅、李輝、吳楠、魏熹光；1940年夏又撤走了陳華洛。
溫靜濤、朱致中。我也於1940年2月離開工廠。
在這期間，瀘州中心縣委的組織有些變化。1939年上年，塗萬鵬補為中心縣委常委（副書記）不久，李亞群調走，塗萬鵬任書記，江鑒民作組織部長，張定國作宣傳部長。下半年，川東特委派陳野蘋（田家英）來中心縣委任組織部長，張定國調走，鄧明作宣傳部長，我參加中心縣委，任職工部長和第二十三廠總支書記。1941年初，陳野蘋調走，由郭福玉（老楊）作組織部長、代理書記。這時，瀘州中心縣委下屬組織有敘（敘永）古（古藺）宋（古宋）特區委，赤（水）合（江）特支，江安縣委，隆昌縣委。敘、藺、宋特區委由江鑒民兼書記，我任特區委組織部長。
1940年秋，我調回瀘州，任城區區委書記。區委組織部長李新華、宣傳部長李賢書。區委領導的有店員、學生、工人、銀行職員、機關職員等支部，有黨員30多人（第二十三兵工廠由中心縣委直接領導）根據組織上和陳野蘋的布置，我從家裏動員了1000多銀元來，由黨員李治安出麵，與瀘縣職業中學的幾個進步畢業學生合資，在瀘州開設了建新實業社和對又來洗染店，用來掩護我們工作。李治安作經理，我也以副經理作社會職業。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我們大量散發傳單，在工廠裏每部機床上都貼一張，揭露事實真相。但也因此而暴露。這時，國民黨開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到處搜捕我黨組織和黨員。特務通過郵檢，抓到一個小學校長，查出大量印刷品，又進一步追到中心縣委，代理書記郭福玉被捕，我和鄧明按照川東特委指示迅速轉移到重慶（鄧不久又轉到達縣）瀘州中心縣委遭到嚴重破壞。
三
“皖南事變”後，地下黨組織普遍有較大的變動與調整。一些暴露了的和可能暴露的同誌都轉移到新的地區工作。
1941年4月，我從瀘州轉到重慶，分配到成立不久的巴縣中心縣委工作。當時，巴縣中心縣委書記是羅浩（歐永錫、楊林）我作組織部長（原組織部長萬××，老紅軍，因暴露轉移）劉國定作宣傳部長兼巴縣縣委書記。1941年夏，李治平（原江北縣委書記）調來巴縣中心縣委任委員，負責綦（江）南（川）地區工作。1941年10月，羅浩調瀘州，我作中心縣委書記。1942年春，川東特委又決定劉國定調離，中心縣委隻剩我和李治平。我請示於江震，是否要增補委員，當時夠條件的幹部較多。於說，不增加了，因當時執行隱蔽方針，人不宜多。廖誌高……於江震同誌都叫我一定要堅持留在重慶。
巴縣中心縣委是1941年初建立的。下屬組織有巴縣縣委，綦（江）南（川）工委，永（川）榮（昌）隆（昌）工委，江津縣委，以及一些直屬單位，以後又新開辟了一些地區的工作。中心縣委建立以前，綦江縣委由川東特委直接領導……南川縣黨組織是張述成去建立的，後合並為綦南工委。江津縣委書記王世煥被捕叛變，組織解體，以後重建。
根據當時執行隱蔽方針的需要，中心縣委首先是抓清理整頓組織。對黨員分三種情況：1）工作積極，隱蔽得好，或雖有暴露，但能服從調配，轉移地區的，接上關係……2）工作積極，但有暴露危險，而又不願或無法轉移的，暫時保留關係，觀察一段時間，確實情況好，沒有問題，再接關係；3）工作不積極，或不讚成隱蔽方針，或在敵人反共高潮中動搖，舍不得自己位置的，堅決割斷關係。原中心縣委所屬黨員300多人。經過清理整頓，能接上關係的約120人，保留關係的100多人……割斷關係的近100人。當時考察黨員，就看他對黨是否忠實，是否認真執行隱蔽方針，積極搞好“三勤”。在那種條件下，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既要完成黨的任務，又要做好社會職業的工作，交好朋友，站得住腳。我們有的同誌就做得很不錯，努力做好了職業崗位工作，得到社會各方麵的支持，掩護得很好，一旦時機成熟，鬥爭需要，就能迅速打開局麵，擴大陣地。所以，“隱蔽精幹”是一個積極的方針。我們也是以積極的態度，結合實際情況，貫徹執行這一正確方針的，隨時注意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打擊頑固勢力，采取有理。
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總之，集中到一點，就是運用一切掩護手段來隱蔽自己……在適當的條件下，開展各種於我有利的活動，積蓄革命力量，以待時機。
這時，巴縣中心縣委所屬組織情況是：
巴縣縣委（轄區包括重慶南岸一部分）書記劉國定兼組織部長，宣傳部長李書智（現在國家測繪總局）1942年春劉國定調走後，李書智調回延安學習；同時……劉國定帶走了一部分機關、銀行、公司和學生黨員的關係，因此巴縣縣委撤銷……餘下黨員三四十人，有的由我直接兼管，有的由秦朝亨、文靜吾聯係。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又曾一度恢複縣委，秦朝亨任書記。1945年8月，秦朝亨調貴州黔北，仍由我直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