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在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有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是特別需要去深入研究和探討的。這本教材就在一些問題上經過作者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明確的理論觀點。例如，在農村基層社會組織體係的建設上，作者明確指出，各類基層社會組織在相互依存相互製約的互動關係中，最核心、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基層政權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關係，或者說是農村基層社區的權力結構問題，認為農村基層社區權力結構的合理化關鍵是擴大基層民主。作者還認為經濟組織的健全和完善是農村基層組織製度健全和完善的基礎，而關鍵在於，明晰產權，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農村的土地製度。又如，關於農村貧困問題，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經濟學對“貧困”的界定和致貧原因的分析過於狹隘，對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見解。再如，關於農村城市化問題，作者在分析和對比了各種觀點以後，指出：“因地製宜，實施多途徑、多元化的模式是現階段我們農村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理論觀點不一一列舉，不論這些觀點如何，至少是作為一家之言，明確而深入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見解，這是很可貴的。
第三，全書注意史論結合。作為農村社會學，不僅僅是要注意研究特定國度、特定曆史時期的農村社會，而且為了研究農村社會結構演變的規律性，就必須研究演變的曆史軌跡，從而才能探索其發展的規律性。這本教材非常重視史論的結合，它不僅辟專章來詳細地研究我國農村社會學發展的曆史，而且在諸如農村社會組織、農村社會階級階層的分化、農村社區、農村社會控製、農村社會保障等各個章節中都注意去研究和闡述有關這方麵的演變曆史，並從中總結經驗教訓和得到啟示。這樣，就不僅從靜態和橫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農村社會的方方麵麵，並且也從動態的、縱貫的角度來分析中國農村社會，使所得到的規律性認識有根有據，加大了理論分析的深度。
總的說來，《中國農村社會學》是一本經過作者們長期探索研究，並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充實、完善的優秀著作，值得向同行學者和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一線的實際工作者以及關注我國農村社會變遷和發展的朋友們推薦。是為序。
(2000年5月31日學習《中國農村社會學》
要總結實施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經驗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民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用革命戰爭的方式，統一了國家，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是進行了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經濟建設。這兩件大事，開始我們都是以蘇聯為榜樣，進行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但中國人民有個優點，比較重視實踐，在學習別國和別的民族經驗的過程中，比較注意同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不照搬教條，能從本國的國情出發，實事求是，把中國的事情辦好，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來。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時候，總結了革命初期學習蘇聯靠發動工人在中心城市起義而失敗的教訓，根據中國農民占以上的基本國情，提出了先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武裝農民，實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經過22年的武裝鬥爭，終於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統一了全中國。這一曆史經驗已經寫進了我國的各種典籍裏，也為世人所公認。
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50年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始，也是以蘇聯為榜樣，建立了一套計劃經濟體製，用行政集權的計劃經濟指令的辦法，進行工業、農業、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麵的建設。在城市，建立了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各種企業、事業單位，實行單位製；在農村，仿效集體農莊的辦法，建立了農業合作社和以後的人民公社，實行集體所有，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統一分配。在城鄉完全消滅了私有製，完全排除了市場經濟的成分。
客觀地說，這套計劃經濟體製在中國經濟建設史上，還是起過作用的，在較短的時期內，建成了以156項為骨幹的一大批工業、交通工程項目，奠定了我國現代工業經濟體係的基礎，極大地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但是我們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實踐已經證明，這套計劃經濟體製，依靠行政權力，過於僵化，缺乏激勵機製，嚴重壓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阻礙科學技術的進步，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在中國特有的國情的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體製的結果，還形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工人、幹部、知識分子有非農業戶口，住在城裏，從事工業、商業、服務業；農民住在農村，隻有農業戶口，隻能從事農業。法令規定嚴格限製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我國1953年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當年有農民50970萬人，占總人口的86.69%。到1978年，農民增加到79014萬人，占總人口的82.08%。搞了25年工業化建設，農民反而增加2.8044億人，平均每年增加1121萬農民，這豈非怪事嗎？把近8億農民束縛在5萬多個人民公社裏，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農民隻有消極怠工，結果是9億多人口，8億農民搞飯吃，飯還不夠吃，還要靠進口糧、棉彌補。農業不能對城市保證供給糧食、工業原料，加上城市也是吃大鍋飯的計劃經濟體製，工業生產也不好，形成了短缺經濟。那時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都很困苦，買什麼都要排隊，用各種票證，限製消費。農民更慘，要總結實施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經驗到1978年，有2.5億農民處於赤貧狀態，年收入在70元以下，連溫飽也難以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