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企圖通過發展小城鎮來加快城市化步伐這著棋能否走得通，還得看幾年。
中國的改革首先在農村突破，取得成功。80年代初期，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廢除人民公社，農民得到了土地的使用權和生產的經營權，農民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得到了自主和實惠，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這帶來兩個結果，一是農業連年豐收，很快解決了溫飽問題；二是農業的剩餘勞動力大量湧出，原來在人民公社體製下，大家不好好幹，田種不好，一分到戶，人均1.5畝田就不夠種了。農民要致富，就要找門路。而這時城市和工業改革還剛起步，本身還有許多富餘職工和人員要安置，所以城門對農民是關著的。於是農民就依托或依照人民公社時期辦社隊工業的基礎和經驗，自找門路，自置設備，自己辦廠，自學技術，自主經營，辦起了鄉鎮企業。1985年以後，中國的鄉鎮企業迅猛發展。1984年全國鄉鎮企業隻有萬個，職工5208萬人，到1995年發展到2202萬個，職工12862萬人，鄉鎮企業創造了全國約四分之一的財富，成為國民見《人民日報》，1998年10月19日載《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
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農村經濟的主要支柱。鄉鎮企業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鄉鎮企業的產生和發展，農村出現了兩個新的社會階層：一個是農民工階層，他們主要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勞動，收入主要從第二、第三產業取得，但戶口在農村，還承包著集體的耕地，農忙季節還要從事農業生產，其中大多數人是離土不離鄉，仍居住在農村，不享有城市居民的各種補貼和勞保待遇。另一個是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他們是鄉鎮企業的經理、廠長、會計、主要科室的領導和供銷業務人員，他們對企業的人、財、物和產、供、銷有決策權，與農民工的關係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他們在集體企業裏，沒有所有權，但有經營決策權，他們的收入較高，但戶口在農村，也承包有集體的耕地，身份還是農民。
農民工和鄉鎮企業管理者這兩個新的社會階層，自80年代中後期，一直到90年代中期在全國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如蘇南、浙北等長江三角洲和珠角三角洲等地區，鄉鎮企業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龍頭，湧現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和大群的農民工人。但目前的鄉鎮企業正在發生著結構性的變化。1996年鄉鎮企業發展到了頂峰，當年，鄉鎮企業達到2336.3萬個，職工人數13508.3萬人，其中鄉辦企業40.6萬個，職工2958.8萬人，村辦企業114.3萬個，職工2994萬人。
由於受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受國家財政、金融、信貸和產業等政策的調控，加上近些年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個體私營企業的迅猛發展，使鄉鎮企業，主要是鄉辦、村辦的集體所有製企業麵臨了空前未有的嚴峻的外部環境，集體的鄉鎮企業這幾年進行了全麵的改製，以求擺脫困境，求得新的發展。這場以產權製度改革為核心的鄉鎮企業改製，大致是從1995年秋冬開始，到年底基本實現，前後3年多，因為涉及認識差異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所以實際是在市縣以下靜悄悄進行的。以蘇南模式的發祥地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化與原因分析蘇南為例：“目前，蘇、錫、常地區80%以上的鄉村兩級企業已完成改製。蘇州市1999年初的統計，全市進行產權製度改革的鄉鎮企業共11301家，涉及總資產435.4億元，占全市鄉鎮企業總數的81.6%，資產總額的64.6%。大致的做法是：大批小(型)、微(利)、虧(損)企業，經公開競價拍賣為私有企業；一般中型企業改製為經營者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一些規模大、效益好的企業改製為集體參股或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經過這次改製，蘇南鄉鎮企業的資產結構中，集體資產的比重已下降到40%以上(主要是土地等不動產)。”改製後，企業清理了債權債務，加強了管理，企業經營狀況普遍好轉。“蘇州市1998年，全市鄉鎮企業完成營業收入1362億元，比上年增長9.6%，完成工業增加值365億元，比上年增長13.3%，實現利潤44.6億元，比上年增長11.2%。”無錫市1999年年初鄉鎮企業開工率達到99%以上。可以說，鄉鎮企業的這次改製是初步實現了，而且也已初見成效。
農村這次鄉鎮企業改製，是以產權製度改革為核心的。改製以後，原來屬於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絕大多數改變為個體或私營企業，如蘇州市的吳縣市，1998年農村有內資企業3135個，改製2924個，改製為個體、私營企業的2438個，占83.4%。經過這次改革，農村的社會結構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動。有些階層迅速增加，有些階層大量減少，階層間的關係也發生了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