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西醫的傳入明顯具有時空差異的梯度特點。社會民眾西醫觀念的形成也恰恰切合了這一變化，開放地域越早，民眾與西醫接觸時間越長，接受程度越深，西醫觀念越牢固，這就是為什麼上海、廣東等地的民眾對西醫關注和熱切的程度遠遠高於內地的原因。而底層民眾先於上流社會廣泛接受西醫，是西醫東漸過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曆史景象。何小蓮在《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2006）中合理地解析了這一現象，她認為上層精英處於中華傳統的核心位置，對原有的文化依存度最大，對異質文化排斥力最強，而普通民眾則正好相反，處於傳統文化的邊緣地帶，對原有文化依存度較小，所以對西醫這樣的異質文化表現出相當的熱衷。這也是西醫最早在社會下層打開局麵的曆史文化根由。
縱覽清末民初中國醫療格局，西醫地位不斷上升，影響力愈發擴大。從受益範圍來看，普通民眾始終是西醫麵對的最廣泛的群體，也是其取信中國、紮根中國的社會基礎。曆史表明，隻有贏得社會公眾的興趣和關注，西醫在中國的普及發展才有肥沃的土壤。從過程來看，西醫入華，曆經百年風雨滄桑，公眾對西醫的態度從畏疑、排拒發展到接受和信賴，表現出空前的熱情，並形成穩固的西醫觀，這種觀念也在客觀上為中西醫並存的現代醫療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心理根基。
原載《史學月刊》2010年第8期。
30年代上海中醫界團體精神之建立
郝先中
1929年2月，南京政府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了餘雲岫等人提出的廢止中醫案後，激起了全國醫藥界的一致反對。數日之內，全國中醫藥團體紛紛致函政府質問廢止中醫案，在一片抗爭與反對聲中，廢止中醫案宣告破產。讀過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和滬上媒體對1929年大抗爭的新聞報道，一定會被中醫藥界那種團結一心，眾誌成城的精神所震驚。在這次抗爭中，中醫藥界第一次麵臨自身生存的重大考驗，因此一改從前一盤散沙的狀況，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無論在規模上抑或在氣勢上都是空前的。這次鬥爭的勝利，也使中醫界體會到，隻有團結起來，建立新中醫互助合作之精神，才能保持旺盛的鬥誌與強大的力量，才能維護和推動中醫的發展。
一全國性中醫藥團體的成立
1929年3月17曰，各地醫藥代表雲集滬上，在上海總商會大廳召開了全國中醫中藥業反對廢除中醫的大會，並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全國性中醫團體，統領全國中醫藥界與政府和廢止中醫派鬥爭。“該會人力、物力、財力均雄厚，動輒通電全國，號召力很強，是中醫藥界與南京政府鬥爭的強有力的組織。”［1］例如，1929年12月，針對教育部和衛生部將中醫學校一律改稱傳習所，通令禁止中醫參用西法西藥的做法，總聯合會再次於上海召集全國醫藥團體臨時代表大會，結果一呼百應，到會者有17省及南洋、菲律賓等地共計223個團體、457位代表。會議的規模和聲勢比3月間的會議更為龐大。
而且“通過這次會議，中醫界更加覺醒了，更加團結了。”［2］南京政府衛生部對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深感不安，曾勒令該會修改會名及章程，實為限製和取締該會的先聲。1931年，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會以該會不符合法律程序而強令解散。其後，雖則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在名義上不存在了，但中醫藥界在抗爭過程中建立的團結絲毫沒有鬆懈，共同的利益和命運強勁地支撐著他們為自身的生存而不懈地與廢醫派作鬥爭。在此後的曆次鬥爭中，中醫藥界各團體之間基本形成了默契。在促使政府設立國醫館、頒布中醫條例、爭取中醫加入學係、設立衛生署中醫委員會以及抗戰以後回擊一連串反中醫事件中，中醫藥團體總聯合會都是運用和發揮團體優勢與廢醫派針鋒相對，以至於迫使其作某種程度上的讓步。
在嚴峻的生存危機麵前，中醫界意識到，各自為政、孤軍奮戰不利於事業發展，隻有像西醫那樣利用職業團體和組織的力量，才能增強與廢止中醫派相抗衡的能力。於是在全國範圍內先後組織了各類中醫學會、協會、公會、研究所等共計100餘個，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如1929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全國醫藥團體聯合總會”，參加者有全國15個省132個團體，人數眾多，達83萬。當然，中醫界加強團結與協作的方式還體現在其它形式上，如組織協會、出版中醫刊物、創辦中醫學校，旨在維護自己的集團利益，宣傳中醫理論，培養中醫後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