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國民眾對西醫的認識和接納的程度有著很大的地域性差異。首先是廣東人對西醫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其次為東南沿海一帶較為開放的地區。而上海人後來居上，最終成為西醫西藥的熱衷者。《上海新報》1870年7月6日的一篇評論中寫道：“數日前上海謠言漸興，實為可笑。知者不為所惑，愚者易於受驚。”《時評》，《上海新報》1870年7月6日。雖然上海也出現“謠言漸興”的現象，但並未引發衝突，上海民眾反倒不為“剜眼剖心”之類的謠言所迷惑。
民眾的認可是西洋醫學在中國紮根生存的基礎。一項調查統計表明，普通民眾對西醫療效所產生的濃厚興趣要明顯高於教堂人員和地方官員。
對醫療工作感興趣的程度和趨向LaymensMissioinQuiryFactFindersReportsCHINA，Vol.VSupplementarySeriesPartteo，OrvilleA，Pettyeditor，Harper/Brothers，NewYorkandLondon，1933，P475.轉引自楊念群著《再造“病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頁。
二、社會民眾西醫觀念的逐步養成
在西醫東漸的過程中，中國公眾對西醫的認識經曆了恐懼、畏疑到信任和推崇的變化，西醫的實效性成為征服公眾的密鑰，在與西醫的日常接觸中慢慢形成了穩定的西醫觀念，漸漸的，在中西醫並存的地方，公眾的心理天平也慢慢地向西醫傾斜。客觀的說，清末民眾對西醫隻是逐步建立了興趣而已，並沒有真正形成觀念。觀念的形成有賴於熱情的升溫和習慣的養成，教會醫學深知，要在整個中國民眾中培養和形成西醫觀念，就必須擴大西醫的影響並拓展西醫的生存空間。
西醫對中國民眾的影響也是從南到北逐漸擴展的。當伯駕等教會醫生在南方大展拳腳之時，在統治中心的北京，洋醫生依然形單影隻。英國人雒魏林開創了北京的西醫事業，1861年他來到北京，擔任英國駐華使館醫生，後來開辦了自己的診所，即北京首家基督教會醫院（後來協和醫院的前身）。雒魏林到北京後，不僅贏得了清廷的信任，也在普通百姓中產生了影響。《申報》曾載文描述了當時的情況：“京都有西人設立醫院一所，用以救濟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據雲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醫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見華人亦皆信其術精勝矣。”《京都西醫院》，《申報》，清同治癸酉六月初十日，第363號，第2版。1864年醫學博士德貞接替雒魏林，主持北京的醫療工作。
無獨有偶，早期教會醫院還出現在上海、福州、寧波、漢口、汕頭等地。1873年，《申報》的一篇文章描述了當時西醫在上海地區的景況：“自中西通商以後，凡泰西諸國醫士接踵而來，藥材齊集而至，如上海一區，西醫之設立醫館已有數處，……無論中西富貴貧賤之人，均可就醫於各館，富貴者求醫而不求藥，貧賤者則醫藥皆出之館中，甚至貧苦無告之人，沉重難治之症，並令住宿館中，供其飲食，遣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費分文，立法之善，誠莫與京矣。”《論西國醫藥》，《申報》，清同治葵酉十月二十七日，第504號，第1版。另一篇時評也報道了西醫藥的發展以及受信任的程度：“自中國通商以後，西醫之至中國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來醫西人，而且欲醫華人。但華人不識西國藥性，不敢延請西醫，故初時華人均不肯信西國醫藥。於是西醫邀請中西商富，先集巨資，創立醫館；次集歲費，備辦藥材，以為送醫之舉。初則貧賤患病、無力醫藥者就之，常常有效；繼則富貴患病、華醫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則無論貧富貴賤，皆有喜西藥之簡便與西藥之奇異，而就館醫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書上海虹口同仁醫館光緒三年清單後》，《申報》，清同治葵酉十月二十七日，第504號，第1版。
在清末，任何一所西醫院的門口，隨時可見摩肩接踵、門庭若市的場景：“看一看在醫院大門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診的隊伍，看一看每天清晨從四麵八方湧來的車馬轎子，看一看那些官員、侍從、馬夫、轎漢，是如何把整條街擠得水泄不通的。人們把小孩舉過頭頂，否則小孩就會窒息、擠傷。”喬納森·斯潘塞：《改變中國》，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43頁。顯然，隻有贏得社會公眾的興趣和關注，西醫在中國的發展才有肥沃的土壤，民眾的認可是西洋醫學在中國紮根生存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