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嚐試接觸西醫的社會群體，實際上是兩部分人，一是社會底層無力求醫問藥的窮苦人，二是經中醫久治不愈、身患沉屙的病人。正是這兩部分人“最先衝破了人們心中的防線，疑惑的堅冰一旦打開，貧病的中國百姓紛紛湧向教會醫院。”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頁。當然，局麵的真正轉機完全依賴於醫師高超的技藝。伯駕“憑著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為他的醫局贏得了朋友。”CeorgeH.Danton，TheCultureContactsoftheUnitedStatesandChina，TheEarliestSinoAmericanCultureContact1784~1844，NewYork：1931，p.45.一大批病人通過伯駕的親手診治而痊愈，畏疑心理逐漸消失，就醫人數日益增加。“眼科醫局”開始出現了繁忙的局麵。據伯駕自己的報告稱：“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著燈，在清晨二三點鍾就從家裏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張掛號票。”
伯駕很快得到了當地百姓的信賴，中國境內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載以“醫院”為題的文章，詳細介紹了伯駕的眼科醫局及其在中國的影響：“道光十四年（1834年），有醫生名謂伯駕。自北亞墨裏加國來，自懷慈心，普愛萬民，不可視困危而不持不扶也。一設使病痼許病人寓醫院。閭閻之人貧乏無錢，悅然供給飲食，待病愈回家矣。既使病豁然而脫，大有名聲。病人不遠千裏而來，得醫矣。傳說此事者親眼看醫院之士民雲集，擠擁，老幼男女如曦來。莫說廣東各府廳州縣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蘇、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醫矣。儒農官員，各品人等病來愈去矣。”愛漢者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04~405頁。顯然，伯駕在中國公眾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尊重和信賴。美國學者也認為：正是伯駕的樂善好施，拯困濟危，才使他“贏得了朋友”並“作為一個美國人而為人所知。
其他教會醫師也有同樣的經曆：“他們的醫務工作，不單表現在形式上，而且深入到患者的家中，醫生治療並安撫他們的心靈，診治他們的身體，耐心傾聽患者反複訴說的重重心事：因病痛帶來的苦惱和憂鬱，用同情的語言撫慰、鼓舞患者。陌生人立即覺得醫生是個朋友，是可以信任、傾訴的，從而獲得慰籍。
教會醫師在中國的數量是有限的，為了擴大西醫在中國的規模，贏得更多的中國百姓的信任，“中華醫學傳道會”設想在中國培養和教育青年掌握西醫知識，通過他們傳播西洋醫學，以尋求一條促使中國百姓能夠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學的途徑。
隨著教會醫學的規模在中國日益擴大，各地的受醫人數也急劇增加。這方麵向來缺乏詳盡的統計材料，但一些零星的記載仍能幫助我們窺斑知豹，如《中外新聞七日錄》1870年6月8日，以“醫館近事”為題報道了廣東地區西醫館的受醫情況：“耶穌教人在羊城及各處所設之施醫館，未嚐無益於貧民。計去年省垣、佛鎮兩處貧民男女受醫者，有三萬零五百一十二人。石龍等處受醫者，約五千人。肇慶府內受醫者亦有二千一百七十人。其中所治砂淋症者二十二人。可見活命之菌，遐邇鹹臻也。”轉引自李長莉：《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頁。由上計之，僅廣州、佛鎮、石龍、肇慶四處一年以內受醫人數即達37682人。上海虹口同仁醫院在建院第一年（1865年），共診治男性病人6370人，女性病人9478人，另有76名外國人，共計15924人。轉引自李長莉：《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頁。不可否認，廣州、上海是相對發達的地區，也是教會醫師活躍的場所，西醫院的受醫者相對貧窮落後地區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