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在《蘭台世界》2009年第7期
清末民初中國民眾西醫觀念的演變與發展
——以上海為中心的曆史考察
郝先中
鴉片戰爭以後，醫學傳教在中國全麵展開，成為在華基督教僅次於布道和教育的第三大活動領域。雖然來華傳教士傾向於自上而下的傳教策略，但醫學傳教則從社會底層入手。西醫在融入中國社會的漫長過程中，雖曆經風雨，一波三折，但其先進的製度體係技與技術手段逐漸贏得了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並形成了固有的西醫觀念，而這種觀念正是西醫紮根中國與普及發展的社會心理基礎。
一、“眼科醫局”開啟了民眾的心理壁壘
西醫初履東土之時，無疑是純粹的舶來品，對於普通民眾來說無異於天外來客。起初，對西人和西醫的懷疑、恐懼是社會民眾的普遍心理反映。還在清初，民間就有西人蒸食幼兒的謠傳：“嘉靖初，佛朗機國遣使來貢。……其人好食小兒，其法以巨鑊煎滾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其胃，蒸食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19。轉引自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2頁。這段話出自學術大師顧炎武的書中，可見決非少數人的看法。
事實上，民間對西醫的疑懼和偏見很長時間沒有完全消除，一直到19世紀下半期，由於教案迭起，社會上針對教會醫院尚有種種訛言。諸如：教會醫師以迷藥誘人入教，以媚藥淫褻婦女，教會醫院被懷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藥；西醫解剖屍體或製作人體標本，均被認為是出於各種匪夷所思的邪惡動機，信徒臨終聖事被認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為煉銀之藥等等。起初，民間百姓對西醫的疑慮和誤解是自然的合乎情理的。著名西醫餘雲岫分析認為：“新醫學之流入吾國也，以西人教會為先導，碧眼紫髯，其形狀，國人所未見也；旁行斜上，其文字，國人所未曾讀也；祈禱洗授，其舉動，國人所未曾習也；稱道耶穌，其所崇信之教主，國人所未曾聞也；故其對於教育，已抱疑忌畏惡之心。加以醫治病人，動用刀針，乃目為殺人之凶慝矣。”江紹原：《中國人對西洋醫藥及醫藥學的反應》，《貢獻》第2卷第4期，1928年4月5日出版。而公眾對於屍體解剖的驚詫和畏懼，是因為人死後“保守屍體為吾國最神聖不可犯之舊習，國人見其如此也，遂嘩然以為殺人食人，如水滸綠林之所為矣，百口辯解，終莫肯信。”江紹原：《中國人對西洋醫藥及醫藥學的反應》，《貢獻》第2卷第4期，1928年4月5日出版。。西醫一度成為恐怖和邪惡的象征，這就使得教會醫療在開始階段步履維艱，阻力重重。以至於教會醫師伯駕的“眼科醫局”開業的第一天就遇到挫折，竟然無人問津，第二天隻有一名患青光眼的婦女上門，後來情況才慢慢好轉起來《廣州博濟醫院創立百周年史略》，廣州嶺南大學1935年刊印，第3頁。。
英國人宓克抱怨說：“就醫院言之，施醫散藥，教士視為施惠行仁，而在●齙教會者之目中，則一散一丸皆在疑竇，至醫院中割驗諸事，尤易滋人口實相傳。
中國揚州教案由西醫割驗，死胎酒沁瓶中，為士人所窺而起。……夫醫院諸端，本民教交益之事，而論往日情形，外間百姓動輒生疑，不知本意之所在。”這種從“●齙教會者”中產生的疑慮揭示了一個事實：中國民眾有關西醫的各種訛言，多半出於他們對教會及其文化背景的抵觸。也可以說，這種自發的排斥並不一定指向西醫本身，而是針對與醫院相關的教會以及教會背後的西方列強。
西醫借條約保護強行搶攤中國，廣州成為前沿地帶。多數傳教士發現，除了商業往來外，他們很少有其它機會和中國人深入交往，更談不上拓展中西方交流的內容。他們意識到，隻有與中國人建立友善的關係，形成社交往來，彼此建立信任，才能使西醫在中國生根發芽，這一動機正好切合了傳教團賦予教會醫師的使命：“要鼓勵在中國人當中行醫，並將賜給我們的科學、病例調查和不斷鼓勵我們的發明等有益的知識，提供一部分給他們分享。……我們希望，我們的努力將有助於消除偏見和推倒長期以來所持的民族情緒的隔牆，並以此教育中國人，他們所歧視的人們，是有能力和願意成為他們的恩人的。……利用這樣一個代理機構，就可鋪平更高的道路，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