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加壓力，維持亞太地區適度平衡的問題上，應該說，美國沒有特別的針對國家。對直來直去的美國人來說，其指針隻有一個：誰打破平衡，就對誰施壓。
但在風和日麗之時，美國的戰略則有其明顯的側重點，那就是哪個國家是美國在該地區乃至全球的潛在對手，那就使用各種手段對其形成鉗製。在今天，這個國家無疑就是迅速崛起的中國。這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美國在2009年全麵實施“重返亞太”戰略後，亞太地區的戰略和安全局勢趨於全麵緊張。
因此，對一般的中國公眾來說，一個人性的感受就是，美國既在戰略上遏製中國，又在策略上與中國為敵。這一感受既有人性的一麵，又有其不完全的另一麵。從上麵的分析，人們可以看出“美國因素”的兩麵性，即既有調唆局勢的不穩定一麵，同時又有維持穩定的另一麵。
適度衝撞和製造緊張：中國須有藝術
對正在崛起的中國而言，一個符合邏輯的結論就是：看透“美國因素”的兩麵性，將“美國因素”維持穩定的一麵利用到極致。
仍以2003—2008年間的兩岸關係為例，陳水扁的追求“台獨”引起北京強烈反彈，繼而引發北京對台軍事鬥爭的實質性準備。正是這種實質性的準備，讓美國看到北京的底線，也看到突破這一底線可能導致的後果。北京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底線，是將“美國因素”的穩定一麵發展到極致的關鍵因素。
以此來看未來的地區安全格局，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中國國家實力的外延將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及南海一些國家均有疑慮、恐懼乃至敵意產生。對中國來說，不走出去顯然不行，但走得太快也不行。麵對日本和南海一些國家的疑慮和敵意，中國必須有適度的衝撞，方能逐漸改變由原有強國確定的“現狀”。但這種衝撞卻又必須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進退有據，寬緊適度。沒有適度的衝撞，“現狀”永遠不可能被打破。但衝撞過度，則可能導致所有對手的聯手反彈。
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將適度衝撞的戰略作用發揮到極致，同時又正好在美國的可控和可容忍範圍之內？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地區對手挑釁，中國如何反彈？第二，中國如何主動出擊？
前文闡述的陳水扁和安倍當年的挑釁，均屬於對手挑釁，中國被迫反擊。試想，若中國不將反擊幅度拉到最大，美國怎麼可能感受到問題的嚴重性？而類似981鑽井平台的風波，則是中國主動出擊，但遭到周邊國家的反彈和美國的“阻擊”。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崛起對世界“現狀”的改變是漸進的，必然伴隨著對手的“阻擊”和中國的主動出擊。無論是對“阻擊”的反彈，抑或是主動出擊後遭遇的“阻擊”，其麵臨的問題都是究竟是“進一步，退兩步”？還是“進兩步，退一步”？將衝突和緊張的力度拉到極致，然後做出適度的妥協，究竟能達到這兩種境界裏的哪一種？
這是一個需要中國、美國和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共同探索的問題，也是各方在衝突中妥協，在妥協中共同建構“新常態”的過程，更是各方人們的心態逐漸成熟的過程。
若幹年後再回頭看，人們對今天發生的一切衝突就會有一種相對釋然的感覺。
但2015—2017年，卻將依然是中美雙方互相測試戰略心理底線，並在行為上充滿衝突風險的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