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方派遣武裝力量日夜監視中方作業，並頻頻發出威脅，同時越南國內也爆發由官方默認的示威遊行和對中國企業的打砸搶行為。中方也不示弱，也派遣空軍力量接近事發地點。
雙方衝突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7月10日，美國參議院忽然通過421號議案，要求中國將“海洋石油981”鑽井平台和護航船隻撤離南海海域，恢複南海原狀，敦促中國節製執行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宣示。
7月15日，中國突然把981鑽井平台連同百餘艘相關船隻撤離中建南海域，這比原來宣布的鑽井結束時間整整提早了一個月。按照實際作業時間計算，則減少了27天。
事情的結果，著實有點出乎外界的意料。
中國須學會善用“美國因素”
“美國因素”在中國周邊越來越成為一個複雜的因素。“美國因素”對崛起的中國而言究竟是負麵居多，還是正麵居多？抑或正負兩麵皆有？在現階段，中國究竟如何客觀評估和有效利用“美國因素”？這是今天和未來中國已經繞不開的一個課題，而這一課題在2010年之前似乎並沒有那麼緊迫。
曾記得，2003年之前的幾年裏，時任台灣領導人陳水扁刻意操弄“台獨”思潮和行動，將兩岸關係推向幾乎萬劫不複的邊緣。2003年，時任中國總理訪問華盛頓，與美國達成聯手製約陳水扁“台獨”的共識。此後，台海局勢開始逆轉，陳水扁的“台獨”傾向受到相當程度的製約，直到2008年馬英九上任。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當時華盛頓與北京的聯手，陳水扁的“台獨”囂張不可能被抑製。從這個意義上，你能說在兩岸關係上，“美國因素”是負麵的嗎？
也曾記得，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麵對中國崛起的態勢，憑借日本國內日趨保守的政治基礎，采取對華日益強硬的立場，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第一，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沒有爭議”立場，絲毫不做妥協；第二，在曆史問題上，繼續參拜靖國神社，挑戰中韓和周邊鄰國的情感底線；第三，以修憲解禁集體自衛權。
在這一背景下，不但中日領導人峰會全麵停止，而且就在日韓這兩個同盟國之間，韓國總統樸槿惠在一些國際場合，就連把眼皮抬起瞧一眼安倍都懶得，更遑論與安倍握手言和了。但2014年下半年，安倍忽然一反常態，公開站到電視鏡頭前聲明，他在曆史問題上將繼續堅持之前曆屆日本內閣的立場。再往前查一下記錄，原來美國私下向安倍施加了壓力。這從本書第四章透露的美日智囊電視激辯中，包括美國智囊對安倍連任後的期望表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從這個意義上，你能說在中日關係上，“美國因素”純粹是負麵的嗎？
當然，無論是兩岸問題還是釣魚島問題，其根源都可追溯到“美國因素”。或者說，這些問題之所以久拖不決，也主要是由於“美國因素”使然。
美國作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有其在亞太地區自身的戰略利益。從這些利益出發，美國希望在亞太地區維持一種適度的“不平衡”。在兩岸問題上，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將台灣視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還是後來希望通過支持民進黨長久維持兩岸的分治、分裂狀況，均無不出於這一戰略目的。在中日關係和南海問題上，美國的戰略利益也大抵如此。
但這不等於說，兩岸的紛爭或中日矛盾、南海衝突達到擦槍走火的邊緣，美國將依然維持其原有的戰略底線和立場。原因很簡單，若地區衝突突破美國能容忍或承受的範圍，勢必將衝擊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每當這個時候，人們就可以看到，“美國因素”中調唆的一麵會變成穩定局麵的一麵。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2003—2008年間，華盛頓願意與北京聯手製約陳水扁的“台獨”，以及美國何以對安倍的修正曆史問題的舉措感到如此不滿。這同時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2014年當中國的981鑽井平台深入南海時，尤其是當越南與中國有可能在南海擦槍走火時，美國一再運用各種公開和秘密的手段，對中國施加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