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也是後話了。
軍方巨頭聚會：我“貼近”太平洋司令
“香格裏拉對話”開幕的當晚有一個酒會，各國軍方巨頭都將雲集。
這是唯一可以在輕鬆環境下接觸基廷的好機會。酒會一結束，各國軍方巨頭就將參加開幕式，並開始十分忙碌的雙邊會談議程。
我與同事商量，必須抓住這唯一的機會。如果抓不住這次機會，那意味著我們此次在“香格裏拉對話”現場，隻能發回一些“大路貨”的報道，或者采訪一些無足輕重的人物。這對於一個電視記者來說，無論如何都將是一次沮喪的經曆。
獨家，獨家，再獨家，這是多少新聞人追求的境界。
而對電視人來說，獨家必須用鏡頭來呈現。新聞學教科書上說，記者的眼睛必須像照相機，那意思是說，記者必須學會用眼睛采訪。但對電視人來說，再銳利的眼睛，最後還是離不開鏡頭的呈現。
電視記者的獨家，與文字記者相比，又多了一層，甚至好幾層的障礙。
通往獨家的路，永遠是狹窄的。
在毫無資源的情況下，我首先麵臨的是如何接近我的目標，然後讓司令的手下和他本人對我不但不防備，而且還產生好感，並最終同意在毫無喘息機會的日程中，坐下來接受我的獨家專訪，並回答我那些“刁鑽”的問題。
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酒會是不對媒體開放的，憑媒體證件，根本就無法進入酒會現場！酒會門口壁壘森嚴的保安，還有專門服務或“監視”媒體的新聞官，那無數雙“虎視眈眈”的眼睛，都是極難逾越的障礙。
我的同事素有現場電視采訪的經驗，趁著酒會尚未開始，就已悄悄地帶著攝像機，進入了酒會現場。為防備那無數警惕的眼睛，攝像師還特地把攝像機放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
酒會開始，各國軍方的巨頭在其隨從的簇擁下，一個個先後進入酒會現場。攝像師暗自竊喜。
就在這時，那個被我的同事稱為“傻大姐”的新聞官過來了。言語雖然依然有禮，但明顯帶著惱怒：“所有媒體都不得進入酒會現場。在保安還沒有發現你們之前，請帶著攝像機趕緊離開，不然將很不愉快。”
我的同事隻能提著攝像機，離開酒會現場，竊喜很快變成了失望。但我還是不死心。
我1997年到香港，在新聞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外交新聞高級記者。多年的工作中，我隻要是在工作狀態中，就是“洋裝在身”，西裝革履。這個狀態，一直保持到現在。
1998年5月，我剛到香港不久，在香港會展中心采訪印度尼西亞一位部長。當時正值印尼排華風潮，那位部長居然與我坐下來交談良久，羨慕煞了一旁的同行們。一位記者同行對我說：“看來，隻有那些看上去不像記者的人，才能采訪到真正的新聞。”
那麼多年了，我一直沒在意這句話。想不到，此時此刻在新加坡，這句話要派上用場了。
我決定摘下記者證，係上領帶，“混”入正魚貫進入酒會現場的代表行列。恰好此時，一位我熟悉的歐洲代表向我走來，我不失時機地向他熱情地打招呼，兩人低頭耳語，邊談邊走向酒會。就這樣，我在正式代表的行列裏，神不知鬼不覺地跟著一起重新進入了酒會現場。
這時，最關鍵的是躲過剛才驅趕我們出去的新聞官的“火眼金睛”，不要讓她和周圍的保安再發現我。
而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迅速融入酒會的人群，讓人群把我包圍，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暴露”在所有人的視線之中。
另外，迅速找到幾個高鼻子、藍眼睛的代表，最好是高級軍人，和他們熱聊上，我的“安全”就有了保證。
就在此時，我的身後傳來了熟悉的德語聲音。回頭一看，那是德國國防部的幾個官員，一旁還有德國聯邦國防軍的高級軍官，他們此次跟著德國國防部長一起來參加會議。
這麼多年，我一直對朋友們說，中國大陸是我的第一故鄉，德國是第二故鄉，而香港則是我的第三故鄉。這不但是由於我在這些地方先後生活的次序，而且也由於這些地方對我的影響。我從16歲開始學習德語，雖然今天在香港，我已很少有機會使用這門語言，但德語還是深深地影響了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思維方式。
我很快與德國“老鄉”們熱聊起來。此次與會的德國國防部長是巴伐利亞人，距離我曾就學的巴登-符騰堡不遠，同屬南德地區。我們很快就用南德方言聊了起來。
但是，我的另一隻眼睛卻在觀望著四周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