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我覺得，我必須再次清晰地亮明我的立場了：“我和你的合作，都是從新聞的角度出發的。你說的每一句話，我們都在節目裏播出。由於我們服務的是公眾利益，所以我們也沒有多少車馬費給你。不過也正因如此，我們才正大光明。由於我們的節目，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特殊機構來找你，你是否和他們往來，這是你的權利，我不會幹涉。但作為朋友，我覺得你還是應該謹慎。”
說完這話，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多餘。說這些話的前提是，她不是一個情報專業人士，那麼我這樣說是為了保護她。但如果她本身是個情報專業人士，那我的這些話就純粹是多餘的了。
但說實在的，她到底是不是個專業人士，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她的真實身份，我不關心
讀到這裏，也許朋友們會感到不解，你和她打交道這麼多年，怎麼會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
這其實也正是我問自己的問題。有一段時間，很多朋友提起我的這位朝鮮神秘嘉賓時，就會用神秘的語氣說：“有一位朝鮮的特工上了《震海聽風錄》節目。”每當聽到這樣的話，我會說：“連我這個發掘者都不知道她的身份，你們怎麼知道的？”
我確實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但這絲毫不影響我與她的合作。對我來說，她的身份隻有一個：我的嘉賓。
這麼多年，《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兩個節目，數千人次的嘉賓，職業、身份參差不齊，三教九流，無所不包。當然，大部分嘉賓的身份都是公開的、真實的。但也有一些嘉賓的真實身份，未見得和他們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身份完全吻合。當然，大部分嘉賓出席節目的目的都是清楚的、單一的，但也有些嘉賓的目的並不單純，有的也許有個人目的，有的也許有其背後的國家或組織的意圖。
但對我來說，衡量他們能否上我節目的標準隻有一個，即他們是否具有新聞價值。我服務的對象和目的也隻有一個，那就是電視機前的公眾和他們的知情權。
既然這樣，隻要具有新聞價值的，我都樂意邀請他們上節目，甚至經常是我親自出馬，展開各種遊說和關係疏通工作。李玉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本書的前後章節裏，大家都會讀到我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特殊嘉賓們的往來故事。
當然，那些身份特殊的嘉賓們，出席我的節目，一定有其個人或組織的目的。但那也沒關係，我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把他們心裏最真實的那部分聲音掏出來，服務於我的公眾目的，而不管其真實身份和動機是什麼。
唯其如此，大家經常可以看到我在節目中“咄咄逼人”，也有觀眾批評我不夠中立，粗暴打斷嘉賓。我隻是不願把時間浪費在一些無聊的問題上，而是想直逼問題本質而已。
我為什麼要接近朝鮮？
隨著時間的推移，奇怪的是，我在朝鮮駐港機構的眼中，似乎變成了越來越不受歡迎的人。
我在本書的前麵寫過，2000年上半年，朝鮮駐港總領事館成立之初，我是最早向香港和國際社會詳細報道這個機構的記者，為此還一度與這個機構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係，也有不錯的私人關係。
2002—2006年間，我經常受邀參加在香港舉行的朝鮮問題閉門會議。在會上，經常可以看到朝鮮與韓國兩國的外交人士，有說有笑，有時候用韓語（朝語），有時候幹脆用中文。那一刹那，很難看出，這居然是兩個互為敵對的政治實體的工作人員；更難想象，這兩個政治實體在未來幾年裏，會出現如此“親者痛，仇者快”的局麵。
那一刹那，我的心裏著實有一絲唏噓，不僅為他們，而且也為我的祖國。今天的世界上，隻有朝韓和台海兩岸的人們，雖然同宗同族，同文同語，但卻依然可以隨時劍拔弩張……
2006年夏季的一天，一名朝鮮外交官忽然給我電話，邀請我們參加那年八月在平壤開幕的“阿裏郎”藝術節。
“阿裏郎”藝術節是朝鮮由國家主辦的傳統藝術節，在國際上頗有些名氣。之所以有名氣，不僅是由於這是朝鮮官方用來推廣其國家形象的有效途徑，而且更由於這一藝術節的組織精良。參加“阿裏郎”藝術節開幕式的演員，往往多達十萬人，但從遠處的觀眾席一眼望去，那十萬人的動作整齊劃一，根本就像一個人在舞動他（她）的雙手和雙腳。
十萬人如一人，這是何等的規模？這一規模的背後，又隱藏著多少艱苦卓絕的訓練？
“這樣的組織和訓練，在西方國家是不可想象的。”一位歐洲外交官看了“阿裏郎”表演後這樣說。
“為什麼？”我們每每以為這是由於西方人缺乏嚴密的組織紀律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