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我們似乎不再那麼願意“虛心學習人類一切先進文明的成果”。當“海外勢力”越來越多地被等同於“敵對勢力”的時候，我們與世界的內在紐帶也就越來越脆弱，直至最後一天也許會斷裂或被人為剪短。這顯然不是中華民族應有的發展方向。
也許，這正是“新常態”下，中國和全體中國人麵臨的更為深刻的挑戰。
本書後麵的章節，由一係列從未披露過的內幕故事組成。遵循著“形散神不散”的原則，當把這些內幕故事組合起來的時候，就可以看出國際舞台的驚心動魄，以及中國未來在地緣政治上麵臨的挑戰。
當然，與中國有關的所有地緣政治衝突，都無法繞開“美國因素”。因此，如何研判“美國因素”，如何善用“美國因素”的“雙刃劍”的作用，就成為2015年中國的重要戰略課題。
作為正在追趕美國的後起之秀，中國要將美國定義成“戰略競爭者”或“敵對勢力”，實在太容易了。但請記住：中國追趕世界的目的，不是為了與世界為敵，而恰恰是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並參與構建這個世界。同時我們也要記住：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總有一些真正的“強國之道”，而這正是我們所十分缺乏的，更是我們需要虛心學習的。
我們更要看到，2015年，美國經濟開始其二度引領世界的進程，美國經濟的複蘇、強勁，美元的強勢，美國創新精神的依然不減，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深刻折射出我們的不足和軟肋。
六、
剛剛過去的2014年尾，西方世界出現了不少戰略警醒的聲音。
美國世界政治評論網站發表文章認為，2014年，世界進入“無序時代”，美國需要更多的務實主義和多元主義，必須將務實主義置於大戰略之上，“美國必須在某些問題上與一些國家的政府合作；而在另一些問題上，這些國家的政府可能又是我們的對手”。
日本《呼聲》月刊2014年12月發表文章，題為《“後冷戰時代”已告終結》，認為2014年是持續了20多年的“後冷戰時代”終結之年，日本必須做好新的思想準備來迎接國際社會的風雲變幻，不應僅依賴日美同盟，而必須向自主外交、自主防衛邁出堅實的腳步。
法國《費加羅報》2014年12月18日發表文章，題為《2014：全球危機加劇、幻想破滅的一年》，認為2014年不僅是危機增多的一年，也是解決恐怖主義禍害幻想破滅的一年。遺憾的是，2015年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被血洗的悲劇，正好印證了《費加羅報》十幾天前的判斷。
就連西班牙《起義報》也在12月18日發表文章，認為世界正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曆史證明，全球所有的地緣政治變化都伴隨著戰爭。正如愛因斯坦所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怎麼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人類隻能拿著木棍和石頭打’。”
如果說，2014年是“後冷戰時代”的終結之年，那麼“後冷戰時代”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中國的崛起。如今，這個時代結束了，作為這個時代“新生兒”的中國，獨步於國際舞台，又恰遇自身經濟、外交和集體心理進入“新常態”，又該如何自處？
2015年1月的美國《名利場》雜誌，刊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的文章，題為《中國世紀》。文章寫道：
在書寫2014年的曆史時，需要留意一個幾乎被忽視的重大事實：2014年是美國能夠號稱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最後一年。中國經濟以拔得頭籌之勢進入2015年，並很可能長時間執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國回到了它在人類曆史上大多數時間裏所占據的地位。
曆史將會證明，斯蒂格利茨的這一觀點是否長久、站得住腳。2015年開始的時候，至少大多數中國人的內心是忐忑的，因為2014年的經濟增長跌到了7.4％，2015年可能更將下調到7％，未來幾年恰好是中國經濟的動蕩之年。
未來幾年，是中國在方方麵麵經受“新常態”考驗的時期，也是周邊地緣政治衝突風險劇升的時期，更是中國能否掌控風險，把握衝突的“度”的關鍵幾年。
我在2014年出版的《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一書的前言中提出，“未來三年，中國成敗在此一舉”。那是就中國的改革而言，但對於掌控地緣衝突風險、調整心態而言，這句話同樣是適用的。
本文開頭時，曾提到一位女性白領對手中房產貶值的擔憂。行文至此，我想告訴她的是：未來幾年，隻要炮聲一響，您手中的財富將立時化為烏有。
和平，一如空氣、陽光和水，隻有失去的時候，我們才覺得彌足珍貴。
和平，不來自於我們的勇氣，而來自於我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