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後，我們強了，有能力處理一些以前處理不了的問題了，衝突自然就來了。即便我們啥也不做，就光看那個不斷膨脹的經濟總量，也讓人感到既離不開，又很害怕。而現在，我們似乎不用很謙虛了，對外部世界也不再好奇了。
但其實，我們的內心茫然還很多，要不然就不會有本篇前言開頭寫的中年女白領的故事了。
但這位女白領關心的還隻是小問題。其實對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還有一些更宏觀的問題需要關注。
我有一個大膽的預言：從1979—2049年的這70年，是中華民族崛起和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形態轉型的最重要的70年。
這70年，中國將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型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從計劃經濟轉型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從一個封閉、封建的社會轉型為一個現代文明社會。
1873年，李鴻章曾說，中國正經曆“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將在1979—2049年的這70年裏得以實現。
1979年，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不但把致富的金鑰匙交到了民眾手裏，而且顛覆了中國千百年來“隻會革命，不會改良”的定律。這35年中國的巨大進步，全世界都看到了。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周年，屆時中國的各種轉型應漸入佳境，水到渠成。
而2014—2015年，正好處於這70年的中段。如果說，過去35年對中國是“舊常態”，那麼從現在起的未來35年，就是“新常態”。這種新舊常態的轉換，要求中國麵對完全變化的客觀環境，從機製、觀念到心態，都有一種全方位、脫胎換骨式的轉型。
在經濟領域，當原有的要素性發展優勢（人口、土地、廉價、環境汙染等）已不複存在，未來的創新之路又在何方？須知，千百年來，在中國談創新，不但是一件沉重的事情，似乎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在對外關係領域，當中國已成為經濟巨人，當衝突已成為不可回避的選項，我們如何在衝突的“度”上有所把握？如何進退有據，收放適度，最大限度地服務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時，當我們已不必“仰視”國際社會的時候，是否意味著必然要“俯視”？虛心學習人類一切先進文明的成果，是否即將成為一句空話？
在我們即將邁入“新常態”之際，這些問題都很考驗我們的心智。
四、
轉型期的中國和中國人，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體。
我在各地演講的時候經常說，今天有“兩個中國”在賽跑，一個是“成就中國”，另一個是“問題中國”。我們再看看周圍，大家既擔憂手中的資產，希望國泰民安，同時又注目軍力躍升，渴望一雪國恥。
這是一個典型的轉型國家及其國民的心態。這個時期的人們最關心風險，而這個時期也最充滿風險。
我曾在演講的時候說，今天的中國有四大風險：第一，經濟持續下滑的風險；第二，係統性金融危機爆發的風險；第三，社會穩定的風險；第四，戰爭爆發的風險。
對於前麵三個風險，大家似乎都認同，也在認真研究、預防。但對於第四個風險，很多朋友認為，我言過其實了。
但其實，隻要看一下我們周邊的種種衝突，以及我們民間正在發酵的種種心態就可發現，我還真的不是言過其實。
2015年1月中旬，達沃斯論壇舉行前，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2015年全球風險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其核心觀點舉世震驚：2015年，地緣政治風險躍居榜首，其中國際衝突或成為未來十年威脅全球穩定的最大風險。
該《報告》綜合各方專家評估，對未來十年全球28項主要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潛在影響力進行預測，並將這些風險劃分為五大類：經濟風險、環境風險、地緣政治風險、社會風險以及技術風險。
令人震驚的是，地緣政治風險在過去五年中遠離榜單，但在今年的排名中卻躍居榜首。《報告》顯示，“國家間衝突所造成的區域影響”被列為最有可能發生的全球風險，以及影響力第四大的風險。在發生可能性方麵，該項風險超過了極端天氣事件（第二位）、國家治理失敗（第三位）、國家解體或危機（第四位）與結構性失業率高或不充分就業（第五位）。值得注意的是，前五項風險中的第一位、第三位和第四位都屬於地緣政治風險。
由此看來，2015年中國周邊的潛在地緣衝突並非空穴來風，急速下行的中國經濟也繞不開這些地緣政治衝突。
五、
本書後麵的章節將告訴你，2015年的中國，已經到了戰略研判的重要十字路口。
如果說“和平還是戰爭”是個偽命題，那麼對今天的中國來說，衝突已無法回避，應該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其“度”？換言之，適度的衝突將是中國未來的“新常態”。如果把握不當，是否一不小心就會走向全麵對抗？
如果說“新冷戰”是個偽命題，那麼世界似乎已經形成一種新的格局，即以中國為一方，而國際世界的其他成員國為另一方的格局。我們正日益被世界需要，但世界需要的隻是我們的錢，我們的心卻無法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