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中國軍方和外交精英首次巔峰激辯
2014年7月18日，早晨8點，中國深圳，花園格蘭雲天酒店二樓西餐廳。
離8點還不到5分鍾，我在靠窗的長方桌子邊坐下，等待著三位朋友的出現。這三位朋友是我今天宴請的早餐客人。
2014年7月18日，這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日子，我選擇這個日子純屬偶然。但後來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天裏發生的事情，居然很長時間後還會被人關注、談論，甚至還可能在有關中國對外戰略的公共討論史上留上濃重的一筆。
這天即將發生的事情，就是在我主持的鳳凰衛視《寰宇大戰略》節目中，將舉辦一場“中國鷹鴿兩派巔峰對決”。7月18日，我在深圳主持錄製了這場對話，並在7月20日和27日，用兩集的時間播出了這一節目。
參加這場對話的分別是中國外交界和軍界的兩位名人：中國前外交學院院長和駐法大使吳建民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役少將羅援。
但如前所述，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兩集節目居然會在民間和互聯網上引起非常強烈的反應。我也沒有想到，這次對話會迫使我對有關問題進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這些思考的一部分，也間接導致了本書的誕生。
一、新常態：中國走到十字路口
最近幾年來，在對外戰略的問題上，中國也出現了強硬派和溫和派，一如美國對外戰略中的鷹派和鴿派。
其中，強硬派主張中國對外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策略，以更為明確的方式保護中國日益擴大和上升的國家利益；而溫和派則主張中國須繼續以合作共贏來拓展未來的發展道路。
中國也有鷹派和鴿派？
就像西方國家的鷹鴿兩派之爭一樣，中國正在出現的鷹鴿兩派之爭，也具有以下兩個特征：第一，這是國家實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現象，很難想象，當國家積弱貧窮，需要學習和追趕發達國家時，國內會產生這樣的方向之爭；第二，鷹鴿兩派其實是從不同的角度，共同完成對國家利益的維護。
在中國輿論界和民間，雖然沒有權威的定論，但大家一般都會把羅援和吳建民作為鷹派和鴿派的代表，這顯然是與兩人發表的觀點的內容和頻率，以及兩人各自在國家體製內的地位相關聯的。
羅援，解放軍少將和軍事科學院學者，其父羅青長是大名鼎鼎的中共情報元老。
台灣著名軍事問題專家張友驊，祖籍浙江。其父是蔣介石的衛隊長，1949年隨蔣介石撤退台灣。1954年，張友驊在台灣出生。20世紀60年代初，十歲不到的張友驊發現，其父和蔣介石在一起時，經常提到兩個人的名字：李克農和羅青長。小小的張友驊不明就裏，問父親：“這兩人是誰？”想不到父親回應的是一巴掌！
稍大一點後，張友驊才知道，原來這兩人是共產黨情報首腦，蔣介石天天“關心”的就是他倆的動靜。有一次，張友驊在我的節目裏見到羅援，把這一故事講給羅援聽，聽得羅援哈哈大笑。
羅援沒有他父親那麼神秘，相反更為高調，也自然更有名，在民間的影響力也更大。用羅援自己的話來說，他近年頻頻發表各種“理性鷹派”的觀點。他的“善戰方能止戰”等一些觀點在民間廣為流傳，他的一些政策建議（如“設立海岸警衛隊”、設立三沙市等）也不斷為決策者所采用。因此，中國民間一些支持他的聲音，把他看作是“新時期軍人維護國家利益”的代表人物；而反對他的聲音，則把他稱為“軍人幹政”的代表。
吳建民，中國前駐法大使、外交學院前院長，年輕時曾為毛澤東、周恩來擔任法語翻譯，20世紀90年代出使日內瓦，其間讓人記憶猶新的是他在聯合國會議就人權問題製裁中國時，舉手反對的場景。
中國民間第一次認識到他的鴿派色彩，是2005年中日民間風潮風起雲湧之時。吳建民當時在媒體上公開呼籲“要愛國，不要害國”。多年來，吳建民利用各種場合呼籲，中國必須繼續堅持對外合作共贏的道路，人類已從“革命與戰爭”的時代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中國切忌高舉戰爭的旗幟。
雖然羅援和吳建民兩人從未有過當麵交集或正麵交鋒，但兩人的觀點散見於各大媒體，各自的背後都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和反對者。
這就是今天中國的現實：截然相反的觀點不但能聚集成陣營，而且還會迅速形成“口水交鋒”，並在互聯網上一波一波地發散開去。
兩派分歧的核心，是對中國所處環境的研判：今天和未來的中國，是否將麵臨一個日益衝突的周邊和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