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11月初，我到古城西安演講。接待單位的老總——一位中年女白領這樣對我說：“邱老師，您別講那些高深的理論。您就實實在在地告訴我，我手裏的那幾套房子，最近到底是賣還是不賣？”
接著，她又說：“還有，我如果把手裏那幾套房子賣了，您得告訴我，2015年有沒有新的投資渠道，讓我至少能保值？”
2015年即將開始的時候，太多的老百姓擔心，中國的經濟是否會出現斷崖式的風險。
2014年下半年，我走了全國很多地方，發現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大家關心的問題隻有一個：中國經濟走向。
恰好在這個時候，中國出現了一個熱詞——“新常態”。
所謂“新常態”，用最通俗的話來解釋就是，過去35年導致中國經濟成功的大部分因素都已消失；而那些過去沒有的因素，未來則將日益凸顯，逐漸成為中國未來持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
就在我撰寫這篇前言的同一天，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中國GDP增速跌至7.4％，創1990年以來的最低。專家解讀，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將調整為7％，而僅僅八年前，2007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曾達到14％。
中國經濟未來靠什麼？說起來很簡單，其實就是三大結構調整：第一，由投資主導轉型為消費主導；第二，由工業主導轉型為服務業主導，尤其是生產性的服務業主導；第三，由要素主導（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轉型為創新主導。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這一迫在眉睫的經濟轉型，恰好發生在“三期疊加”時期，即經濟增速的換擋期、改革轉型的陣痛期、前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這三者如何保持平衡？如何避免經濟當局成為“為難的拳擊手”，即既不能出重手，又不能不出手？
我在2014年出版的《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一書中，以“李克強難題”為比喻，對此有過詳盡的闡述和分析。
但老百姓卻關心不了這麼多。
再回到2014年11月初的西安。
聽完我的演講，那位接待單位的女白領對我說：“聽了您的報告，我決定還是不賣房子。但我依然擔心中國經濟，擔心房地產是否會崩盤、股市是否會暴跌，擔心我30年辛苦奮鬥的資產是否會縮水甚至化為泡影。”
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為“信還是不信”，這是一個完全主觀的判斷。但當很多人都為此煩惱的時候，卻總有一些地方出了問題。
但你有沒有發現，我們擁有的所有這些煩惱，都是“有錢任性”之後的煩惱？30年前，我們沒有這些煩惱，因為那時我們沒有錢，因此也就沒有“任性”的自由，更沒有“任性”之後的擔憂與煩惱。
……
2014年12月初，我回到我的故鄉——上海，周日晚上與一些朋友聚餐。
晚上8點剛過，一位從事投資的朋友就起身告辭：“不好意思，先走一步。晚上要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有大筆交易。”
這裏的背景是：2014年11月21日，中國央行剛宣布降息，隨即股市大漲，直衝雲霄。他離席後，其他朋友告訴我，這位從事投資的朋友每天手中進出的資金不下數十億元。顯然，他的提早離席，是為了第二天更好地搏擊股市。
然而，正好兩周後，我們就收到了這位投資界朋友心髒病突發，不幸去世的消息。微信朋友圈裏，大家一片痛惜之聲。這位朋友與我同歲，太讓人悲痛、遺憾、唏噓了。生命實在太無常，太難以捉摸，人們隻能善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