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字的發明創造，絕非一人一時之功，是經曆了漫長的歲月，是先民集體智慧的結品。伏羲雖然奠定了以筆劃發展方塊字的基礎，但還是經曆了相當長的符號階段。在這期間，有的是以繪畫形式表達，如岩畫；有的在器物上刻畫符號，如在陶器上；還有的在骨頭上、石頭上刻畫符號。
最早發現的文字是山西峙峪遺址，骨雕上刻有三字：讀為‘燧人弁茲開天”，距今2．8萬年。
我國製陶最早開始於一萬年前，到了神農時期已相當發展，不但彩陶很多，而且圖案精美、色彩斑斕，還出現許多刻劃符號。考古發現，最早在陶器上進行彩繪裝飾的是陝西華縣老官台文化和甘肅秦安大地灣文化時期的先民，這是他們自覺創造精神的烙印。這許多圖案和符號，表達了人們的思想和追求。這些圖案和符號，有的已演變成文字。這就是原始的文字，是文字發展的基礎。
西安半坡遺址，屬於仰韶文化，距今約前4800年至前4300年，在陶器上發現文字符號有30多個。
在臨潼薑寨仰韶文化遺址，距今約為前4600年至4400年，發現陶銘符號38個。
在甘肅大地灣遺址陶器上，發現刻畫符號也有10多種。這些不同形狀的記事符號，以缽形器物口沿內的細線紋最為常見。這些刻畫符號雖然簡單古奧，我們不能明白其中含義，但可以肯定地說，這些符號和中國文字的起源有著密切的關係。大地灣發現的這些符號，距今約在公元前5850年至前5400年左右，把我國有文字產生的曆史推前2000多年。
除這些之外，還在寶雞北首嶺、長安王樓、銅川李家溝等遺址，也發現了不少類似符號。據統計，僅在陝西關中地區已發現的刻符標本，就有300多件，約50多種。專家認為，在史前陶器上普遍見到的這些刻符，具有文字性質。郭沫若在他的《古代文字的辯證發展》一書中論證：“彩陶上的那些刻劃符號，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
特別是在北首嶺發現在一件尖底器上，用黑彩寫畫的一組符號（見臨摹附件）。這種把多種符號組合在一起，顯然有比較複雜的含意。這4個符號是一次性的連續繪寫，顯然是有明確含意的文字組合，這是文字向組合發展的過程，用符號組合表達一定的意思，比一般的符號進了一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組合符號的出現，不僅僅是單個的符號或文字，而是出現了詞組，比一般的單個符號進了一大步。
這些原始的刻畫符號，以及許多精美的圖畫和造型，是文字產生的初級階段，但已呈現出方塊字的基本形狀。如山東大汶口遺址挖掘的陶器上，刻有圖形文字。經過考證，大約產生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左古，距今5000年左右，比殷商甲骨文要早2000年左右。
據考古發現，到炎帝時代，刻畫符號已經有相當的發展。當時的刻畫符號，不僅僅刻在骨板、木片、骨片上，而是更廣泛地應用在生活空間的各個層麵上，如陶器、岩麵、石壁等，這些原始圖案，已具備了中國文字的特點。當代在西安半坡、臨潼薑寨、寶雞北首嶺、銅川李家溝發現的刻畫符號，及中原賈湖文化、大汶口文化還有甘肅大地灣仰韶文化遺址發現刻畫於陶器上的符號，已有很多種。這些圖案、符號已經具備了文字的特點，是文字的萌芽。
除此之外，還發現了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的陰山岩畫，也叫大麥地岩畫。這是唯一的世界級‘岩畫主要地區”，麵積約450平方公裏，有史前岩畫1萬幅以上，經專家測得早期距今8000年到7000年左右。目前已發現2000多個圖畫文字。專家表示，意味著人類文字的曆史將提前到距今7000年至8000年左右。
以上這些原始符號，都是漢字的最早表現形式。這些符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從中可看出文字形成、發展的過程。
考古發現的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遺址，更證明6000多年前神農氏已築城，且有文字，並作《穗書》，神農氏之父少典氏即以發明典冊而得名，典冊即刻於竹片和木簡上的原始文字，現已考知距今六七千年之久。最早的文字隻是簡單的符號或圖畫，到了黃帝時期產生了象形文字，才大大豐富了文字的內容。
這些刻劃符號和圖案，有的是文字的雛形，有的已呈現出文字的原形。還有一個現象，詞組開始出現，文字的表達能力也呈現出來；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筆劃為基礎，出現多種筆勢，文字已向方塊字形發展。
從伏羲時代到黃帝之前，大約經曆了3000多年，刻畫符號越來越多，而且變得複雜，不斷地在變化和發展，逐漸呈現出方塊字的筆勢，這就促使了文字的進一步發展。
三黃帝時代中國文字走向成熟
黃帝時期我國文字是怎樣走向成熟呢？一是洛書的出現，標誌著象形文字、會意、形聲等文字大量產生，中國文字走向成熟；二是有專門負責造字和收集字的機構和專業人員，還有傳播文字的地點；三是文字在社會上廣泛使用，出現了許多文字著作。
洛書的出現，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標誌，標誌著中國文字走向成熟，其特征是象形文字大量出現，隨之形聲、會意等文字也出現，大大豐富了文字的內客，使我國文化出現燦爛的前景。洛書是重要的文化符號，對文字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過去的許多傳說和記載，把洛書說得很神秘，我們要揭開神秘的麵紗，看清本來麵目。洛書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和特異功能，隻是文字（文化）發展過程的一個標誌，標誌著象形文字大量產生，中國漢字走向成熟。
我國象形文字的職能，是一個生命全息係統，是溝通天、地、人、神、祖先信息的符篆，具有信使的重要作用。例如王字，三表示天、地、人，|表示道，以道貫通天地人，為之王。所以中國文字有結構美、音韻美和豐富感，能夠開發人的智力，使人更聰明，外國人學漢字對此感受更深。
隨著中國人類社會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迫切需要有一種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工具，便促使文字的發展，也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中，許多文字大量產生，特別是象形文字的出現；大大促進了文字的飛速發展。到了黃帝時代，中國人類已相當聰明和智慧，中國的社會已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時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都有了相當的發展，特別是科學發明不斷出現，以及政治上、軍事上也迫切需要文字作工具，進行思想和信息交流，於是促使文字急速發展。黃帝統一各部落以後，要實現政令統一，先要做到文字統一，這樣才能便於傳情達意，曆法律法也才能暢行。於是他令大臣倉頡和沮誦創造和整理文字。
倉頡奉命，“受河圖纂字，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知分理之可相別異”。倉頡不但創造了許多新字，而且收集整了過去人們創造的字和收集各地的文字，經過綜合、歸納、整理，進行分理別異，以作新書，在全國推廣。長安的“倉頡造字台”就是證據。這個“造字台”非一般。我特意去考察了一番。考察後，認為黃帝晚期的活動中心已轉移到西安一帶，他在藍田焦岱去世，說明他最後的落腳在那裏。焦岱距長安郭杜的造字台僅幾十公裏，相距很近。倉頡從白水到長安幹什麼？還在造字嗎？我認為這時造字不是主要任務，而推廣文字則是重任。他在這裏根據黃帝的命令，向全國公布創造的文字和收集整理的文字；二是教人學習這些文字，使之在全國推廣使用。據傳當時在這裏學字的人達幾千，顯然這裏是最早的學校。若沒有這樣的推廣，何以在全國可以使用文字呢？所以說，這個造字台的意義非常大，對文字的推廣和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對創造收集文字作出重要貢獻的還有一個大臣叫沮誦，史籍有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