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雲下江茶貴可販，或雲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幹人。世為小吏，至戩獨好學，為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為嘴，使畫盤粉以卜。戩見家人為之，其時戲祝日：“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後為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
——禮部謝侍郎言，昨以諫議大夫知潭州，歲正月，家人迎紫姑神為戲。是時官製未頒，陞改之名莫有知者。家人戲問紫姑將來遷何官，乃畫地作“太中”字，了不詳所以。明年遂改太中大夫。唐義問家事紫姑最靈，在京南問得何差遣，寫京西轉運四字，已而果除京西轉運判官。
舉凡做生意哪裏可以賺錢，婚姻是否稱心，出行是否順利，那裏可以建房造屋，夫妻生男還是生女，陰晴風雨，是旱是澇，科舉成敗，仕途利弊，甚至國事邊防，烽煙兵燹，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凡有所求，必有靈驗……總之，她已經是一個全能的神仙了。不過，還是詩人陸遊說得好：“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扶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物憑，對答不須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章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畀灶婢，棄筆臥牆隅。幾席亦已微，狼藉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迎紫姑，問前程，卜休咎，不過是茶餘飯後的一種娛樂消遣，不管結果如何，盡可以一笑了之。當真了，就難免“人鬼均一愚”之譏了。扶乩活動之餘韻
扶乩活動在民國時期仍然非常活躍，而且，很多文人雅士也樂此不疲。薛理勇先生曾介紹過當時上海灘的文人扶乩：
民國以後，西方的“靈學”(Divine Science)影響上海，使許多有學問的文人也迷信甚至沉湎於扶乩活動。20世紀20年代初，一位叫楊宇青的記者糾集了一批相信扶乩之術的人，借平望街(今山東中路)書業商會的地方設壇扶乩，並取名“盛德壇”。為了推廣靈學，他還主編和出版《靈學雜誌》月刊。雜誌上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中華書局經理陸費伯鴻想通過訴訟追討一筆欠款，但又怕得罪這位大客戶，心中猶豫不決。於是他請“盛德壇”扶乩，乩詞顯示：“訟則終凶是至言，忍羞含垢思屯艱。風濤一過平如鏡，苦盡甘來問九天。”陸費伯鴻根據乩詞的指示，沒有向對方起訴。想不到僅幾天後，對方主動來償付欠債了。據說，許多老板都像陸費伯鴻那樣，在遇到重大商機或其他疑難問題時往往要去“盛德壇”扶乩，所以“盛德壇”在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是一個相當聞名的地方。顧先生以“盛德壇扶乩”喻上海的迷信，確是很形象化的。
不過，大多數文人對扶乩的靈驗還是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據記載，一位曾主編《中華新報》的史家陳伯熙為證實扶乩的可信度，便借口問前程而去求乩，得到的乩詩是：“須待揚州明月上，再逢漢水白雲生。此中消息何難見，得到羊肥雞唱時。”陳先生將乩詩反複背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也無法驗證此中的所謂“玄機”。
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後，對迷信風俗活動采取了堅決的抵製，扶乩(包括迎紫姑)活動被迫隱退，但並不是銷聲匿跡。事實上，即使在所謂“破四舊”近乎瘋狂的歲月裏，扶乩活動還是能“偶爾露崢嶸”。也許到今天，人們還會在一個不經意的角落裏發現“扶乩”的身影。紫姑與扶乩文人和文學文人的參與
扶乩的結論是以銀針筷子等器具在沙灰上留下的畫痕為根據的，雖然有時候可以操縱得隨心所欲，但大部分畫出的是毫無規則的天書般的“符號”，所謂“鬼畫符”者也。扶乩人就是按照這樣的“符號”給人占卜。後來由於文人的加入，扶乩活動增加了些文化色彩。文人把這些“符號”歸納成約100種左右的類型，每種類型配上一首詩，這種詩叫做“乩詩”，和抽簽的判詞有些類似，用以解釋神靈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