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裝起義方麵來看，興中會時期，革命派發動了廣州起義和惠州三洲田起義。廣州起義由於信息泄露，未及發動便以失敗告終。惠州三洲田起義主要依靠會黨的力量發動，海外華僑對起義的捐助和支持也不多。
興中會時期，海外華僑對革命的捐款也很少。蔣永敬指出：“第一、二次起義，是在興中會時期，其經費之來源，除由少數革命黨人出資外，華僑資助者，僅檀香山一埠，所占比率亦低，不到百分之十。”
興中會時期，革命派在海外創辦的報刊僅有香港的《中國日報》、檀香山的《檀山新報》、新加坡的《圖南日報》等幾種。這些報刊在這一時期發行量不大，發展可謂困難重重，影響力也非常有限。《中國日報》是興中會創辦最早的宣傳革命之“喉舌”。“初以不審英人對華政策所在，未敢公然大倡革命排滿之說，半載後措辭始漸激烈。”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義失敗，“群至報社求助，報社財政大受影響，每感不支，賴同誌僑商李紀堂源源供應，及各地華僑有所接濟，得免歇業”。《檀山新報》雖然創辦較早，但“當年華僑思想尚極閉塞，故此報全屬商業性質，毫無革命色彩。己亥年康有為派梁啟超、陳繼儼（儀侃）到檀開設新中國報，大倡保皇，此報絕不敢向之抵抗”。1903年，孫中山到達檀香山後對該報進行了改組，並親自撰寫文章批駁保皇派的謬論，革命宣傳工作才有所起色。《圖南日報》於1904年春開始出版，“是時風氣未開，各商店鹹視為大逆不道，嚴禁子弟夥友購閱。出版一月乃減印一千份，然長期訂報者僅得三十餘份，半載後，人心日漸歸附，乃遞增至二千數百份”。後因虧損嚴重，資金周轉不靈，艱難維持兩年後關閉。由此可以看出，在興中會時期，革命報刊的創辦很少，發行量也不大，革命宣傳的影響力有限。
2.革命迅速發展時期
在同盟會時期（1905—1911年），海外華僑對革命的支持力度迅速增強。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建立後，共在海外建立了四個支部，革命組織擴展較快，加上革命報刊的宣傳，華僑逐漸覺醒，對革命支持的熱情也逐漸高漲，革命運動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一，革命組織迅速增加。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革命黨人在海外建立了很多分會，其中重要的有亞洲地區的中國香港同盟會、暹羅同盟會、新加坡同盟會、越南西貢—堤岸同盟會、英屬七洲府同盟會、越南河內同盟會、緬甸仰光同盟會、南洋荷屬同盟會等。美洲主要有檀香山同盟會、舊金山同盟會、溫哥華同盟會等。此外，其他地區也相繼成立了一係列同盟會組織。總之，這一時期，革命組織的數量較之興中會時期有了很大的增加，規模也比興中會時期要大得多，參與革命組織的人數也有了很大的增加。
第二，發動武裝起義的次數增加，規模越來越大，華僑對革命的捐款也迅速增加。同盟會建立之後，革命黨人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先後發動了八次影響力較大的武裝起義。這些起義得到了海外華僑的大力支持，華僑親自參加武裝起義的人數逐漸增多，對武裝起義的捐款也越來越多。蔣永敬指出：“第三至第十次起義，是在同盟會時期，各次起義經費之來源，以華僑之資助為主，分布地區亦廣，所占比率約百分之八十。尤其第十次起義經費，百分之百來自華僑的資助。”因此，同盟會成立之後，革命派領導的武裝起義在海外華僑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海外華僑支持革命的熱情也逐漸增加。
第三，這一時期，海外創辦的革命報刊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同盟會時期創辦的影響力較大的報刊主要有南洋地區的《中興日報》、《仰光新報》、《華暹新報》、《檳城新報》、《光華日報》、《星洲晨報》等，美洲地區的《民生日報》、《自由新報》、《少年中國晨報》、《大漢日報》、《國民醒報》等。這一時期革命派創辦的報刊不僅數量增加了很多，在華僑社會中的影響力也逐漸增大。
3.革命高潮時期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全國各省紛紛響應，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海外華僑的革命熱情也迅速高漲，踴躍捐款支持國內革命。“華僑捐款之踴躍，實當革命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時”。
荷屬南洋之巴達維亞華僑書報社捐款情形，廣州“三·二九”之役，該社捐款數為5000餘元，善後捐款1500元，計為6500餘元。武昌起義後到民國元年一月，其捐款為67000元，另1700盾（每盾約合1.3元，約合2200元），又購公債5萬元，計約12萬元，較之“三·二九”之役的捐款為18倍以上。
新加坡華僑在“三·二九”之役中的捐款為3530元（其中沈聯芳獨捐1000元），武昌起義後，該埠粵籍華僑即籌廣東救濟保安捐20餘萬元，閩籍華僑亦籌閩省獨立費120餘萬元，兩計140餘萬元。較之“三·二九”之役捐款在百倍以上。
美國各埠華僑“三·二九”之役捐港幣14000元，善後捐港幣20000元，連同過去各次起義捐助者，總數約為港幣50000萬元。武昌起義前後為時不及3個月即捐美金144130.41元。其他各埠的情形也大都類似，海外華僑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
我們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海外華僑對革命的支持越來越積極和踴躍。興中會時期，革命活動雖然困難重重，革命派仍然以其堅定的信仰和海外華僑的支持，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推動了革命運動的初步發展；同盟會時期，革命運動獲得了較為迅速的發展，海外華僑的民族民主意識逐漸覺醒，成為革命派的堅強支柱，推動了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武昌起義到中華民國建立的這一時期，海外華僑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推動革命呈現出燎原之勢。正如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所指出的：“興中會自民國前十八年甲午十一月在檀香山創立以來，迄民國前七年乙巳六月同盟會創立時止，其致力革命工作之期間共為十一年……海外各埠先後成立之分會，僅四五處，然亦旋起旋蹶，隻有一香港《中國日報》為確定不易之永久機關耳。統計此十一年間之興中會員，人數亦頗有限。其有名籍可稽者約計總數不滿三百人。與其後同盟會之逐年興盛，殆不可同日語。”
三、不同地域華僑的表現
雖然總體上海外華僑對辛亥革命是大力支持的，但由於各地僑情不同以及受僑居國政府政策的影響，不同國家的華僑在辛亥革命時期對革命的支持力度和程度是不同的。這種情況使得革命中心在不同時期有所轉移。興中會時期革命的中心在檀香山和中國香港，同盟會時期則在南洋和北美地區。
檀香山作為孫中山發動革命的地方，在最初階段是革命運動的中心，其他國家的華僑對革命的了解還很少。孫中山曾嚐試在美國等地發展革命勢力，但收效甚微，各地加入興中會的人數隻有三百來人，革命活動多處於秘密狀態。在興中會時期，革命派基於發動武裝鬥爭的便利，將香港作為進入廣東起事的橋頭堡和後方陣地，使香港在較長時間內成為興中會時期的革命中心。
到了同盟會時期，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06年，新加坡同盟會成立後，同盟會南洋支部也設在此地，新加坡成為東南亞革命的中心。主要原因是新加坡華僑人數眾多以及英國當局未對革命活動采取嚴厲的限製政策。本來，越南西貢也是革命的一個重要基地。“西貢堤岸兩埠同誌對於粵桂滇三省革命軍事，均先後醵助巨款，為他處僑商所不及。”孫中山將越南當作進入西南邊境地區發動起義的前沿陣地，多次在越南活動。可是後來法國殖民政府改變政策，對革命活動進行幹涉，並驅逐革命黨人，因而越南逐漸失去了在革命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印度尼西亞的華僑人數也很多，但荷屬印當局一直對中國革命運動持敵視立場，革命勢力在印度尼西亞的發展受到嚴重的阻礙。因此，新加坡以及後來的檳城成為東南亞革命運動的中心。從1906年至1910年7月，革命的中心在新加坡；1910年7月，南洋支部遷往檳城後，革命的中心也逐漸轉移到了檳城。
1910年7月，孫中山自日本抵達新加坡，根據對當地形勢的評估，決定把南洋支部遷到檳城。孫中山之所以選擇檳城作為南洋支部的新基地，顏清湟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麵的原因：首先，南洋支部的主要作用是作為一個聯絡中心，一方麵負責聯係本地區的其他分會，另外則與東京的同盟會總部和中國香港、上海等分會相聯絡。這就必須要有良好的郵政和金融條件，檳城在20世紀初在這兩方麵較馬來亞其他各城市更為優勝。其次，檳城作為英屬海峽殖民地的一部分，與新加坡實屬於同一英國殖民政府，新遷移的南洋支部無須為適應新環境而作出重大的變更。最後，同盟會檳城分會像馬來亞北部各分會一樣，較少受到陶成章、章炳麟分裂分子反對運動的影響。
檳城革命派創辦的《光華日報》逐漸取代日益陷於困境的《中興日報》，也為南洋地區革命的中心從新加坡轉移到檳城提供了條件。1910年11月，孫中山在檳城召開了重要的“庇能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籌款發動新的大規模的起義，即後來的廣州“三·二九”起義。這次會議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也奠定了檳城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曆史地位。
總之，海外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從時間上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興中會時期（1894—1905年），海外華僑參與革命人數較少，對革命的支持有限，但革命運動仍得到了初步發展；中國同盟會成立到武昌起義這一時期（1905—1911年），海外華僑對革命的支持力度迅速增強，革命運動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武昌起義爆發到中華民國建立（1911—1912年）這一時期，海外華僑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對革命的支持也達到高潮。從地域上來看，興中會時期，革命的中心在檀香山和中國香港。同盟會時期，革命的中心在南洋和北美地區。而在南洋地區，革命的中心開始了從新加坡向檳城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