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樣不利的環境，除演講等方式以外，革命派主要通過上街派發革命書籍、小冊子等來喚醒華僑。《猛回頭》、《革命軍》、《警世鍾》、《亡國恨》等書中激烈的措辭刺痛了華僑中產階級在國內外所受到的屈辱，引起了華僑對清政府的憤恨，這成了華僑中產階級支持革命的初衷。中產階級在了解了革命的必要性後，便積極投入到革命的宣傳和起義之中。其中，東南亞的華僑中產階級除熱心捐款、出資組辦書報社、劇團等外，還在同盟會內擔任低層的領導職務。例如，在新加坡從事印刷業的杜冠雄，便組團成立了“大中華”劇團，專門在馬來半島各地巡遊公演具有強烈革命意識的無聲電影。在美國，孫中山建議同盟會會員加入致公堂。在此基礎上，孫中山到各地進行革命宣傳，“每次演畢，鼓掌吹口之聲，震動簷壁……人心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時最不喜談革命者，至今亦連聲諾諾，以革命事業為救國之唯一上策。”美國華僑除從經濟上支援革命外，許多人也投身於革命之中，如武昌起義爆發後，回國參加革命的華僑飛行隊。愛國華僑容閎，早年留學美國，後曾任清駐美副公使。他積極支持維新變法，在返美定居後仍積極支持康、梁維新派，為他們籌集捐款，曾兩次陪同康有為會見美國總統。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容閎逐漸醒悟，並轉變態度，認為孫中山是“最可信賴”的。
除此以外，還有一群特殊的華人，便是海外留學生。雖然他們中間有部分是貪圖享樂的富家子弟，但大部分是抱著振興中華的目標而留學海外的。他們是當時思想最為先進的一批人，因此最早認識到變革中國的必要性。當得知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後，便積極與他聯係。1905年，留歐學生邀請孫中山赴歐，並資助了7000法郎用於孫中山由美赴歐宣傳革命、建立革命團體之用，4000法郎以備他在巴黎的外交活動所用。孫中山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期間，與留歐學生賀之才、史青、朱和中、魏宸組等人共同商討了組織革命的相關事宜。此次歐洲之行，與留學生的討論促使孫中山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他表示“今後將改革革命勢力於留學界，留學生之獻身革命者，分途做領導人”。而後，留歐學生以宣誓的方式成立了革命組織，這就是歐洲同盟會的前身。1905年6月，孫中山赴日尋求更多留學生的支持。在程家檉、宮崎寅藏的介紹下，孫中山與黃興等留日學生見麵，並於8月在東京正式成立中國同盟會。“毫不誇張地說，正是有了以黃興為代表的留日學生的革命基礎和對孫中山的積極支持，才有了中國同盟會的成立。”而在成立之初，89.6%的成員都是留學生，這就足以證明留學生對革命的支持程度。留學生對革命的支持，除了他們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外，他們之中有部分人在國內已經是激進分子，被政府強行派遣出國，如賀之才、史青等。而留學日本的學生，由於特定的處境，決定了他們對國家命運的特別關注，他們是近代中國社會中最為激進的群體。
與華僑上層相比，中產階級覺悟更高，是華僑中最早支持革命的。但與華僑下層相比，中產階級支持革命的徹底性則略為遜色。因為中產階級畢竟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在革命過程中容易左顧右盼。
3.華僑下層勞動群眾
華僑下層勞動群眾大多來自國內社會的最底層，包括失去土地的農民、失去工作的工人、被賣作奴隸的“豬仔”、破產的小商人等。他們在國內受盡壓榨，流落異鄉後仍飽嚐艱辛，從事著采礦、做苦力、拉車、沿街販賣等職業，甚至淪落為乞丐和娼妓。可以說，他們隻有少量的僅用以維持溫飽的生活積蓄，或者一貧如洗。因此，他們每天都在為溫飽四處奔波，無暇顧及其他。連溫飽都無法得到保障的群體，更談不上擁有足夠的文化水平。盡管他們在國內受清政府的壓榨，出國後受當地政府和殖民政府的欺淩，但是他們無法知覺這種不幸的根源。在平時的閑暇時間裏，他們將生活的不幸轉嫁到參加社團、賭博、抽大煙、逛妓院等方式之中以麻醉自己。由於生活貧苦，他們更多地關注自身的生活，而對中國所麵臨的危機難以察覺。雖然他們對清政府頗為不滿，但是對現狀也無可奈何，更談不上革命推翻清政府。他們出國時間較短，與家鄉聯係緊密，受中國傳統的忠君觀念影響較深，認為支持或參加革命就等於是殺頭的死罪，對革命自然望而生畏。因而在革命派宣傳革命思想之初，下層勞動群眾皆視其為天方夜譚，反而對維新派更感興趣。
這種局麵的產生，除了下層群眾自身的原因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便是革命派初期將上層華僑作為革命宣傳的首要對象。由於革命需要大量的財力，而華僑上層階級的財力足以解決革命派所麵臨的財力不足的問題，因此革命派各領袖對於爭取華僑上層的支持，都竭盡全力。而華僑富商對革命支持的隻有少數，且不徹底，這一直製約著早期革命的發展。直到革命派意識到這一點，才將革命宣傳的中心往中、下層華僑中轉移。事實證明，宣傳目標的轉移，為辛亥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與華僑中產階級相比，下層華僑大多未接受過正式教育，甚至是文盲。因而革命派針對中產階級實行的派發革命書籍、小冊子等方式，在下層華僑中收效甚微。而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提議創辦華文學校，四處講學，反而對他們影響更大，這些做法使得更多的下層勞動群眾加入保皇會。為了轉變革命形勢，革命派開始針對下層華僑的特點，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宣傳方式：一是創辦了書報社，以演講、集體討論、看書等方式向他們宣傳革命的必要性。如在緬甸，黃日初、饒潛川公開設置了一個覺民閱書報社，以“開通民智，聯絡華僑，了解國內外時事”為宗旨，除提供革命報刊和書籍，還每周舉辦一次演講會，演講的多為革命內容，如《華僑要投身革命》、《救國必先革清政府之命》等。二是成立劇團，以舞台劇的形式，將革命思想形象生動地傳播給華僑。1905年，香港革命領袖陳少白和李紀堂幫助程子儀成立了第一個革命劇團——“采南歌”劇團。劇團開始在香港、澳門演出具有革命氣息的新戲，受到群眾的極大歡迎。而後相繼成立了“優天”、“振天聲”劇團。“振天聲”劇團還先後到新加坡、馬來亞等地進行訪問，“進一步在不識字的華僑群眾中擴大了革命思想的宣傳”。此後的“泛愛班”和“民鐸社”是在華僑社會中產生過很大影響的兩個劇團，他們演出的戲劇主題多是宣傳民族主義和革命的。“毫無疑問，革命劇團對革命思想的宣傳是很有成效的；他們進行革命思想的宣傳比印刷品或正式演講更能深入到華僑社會的底層群眾。”三是組織巡演，將革命題材的無聲電影向群眾展播。如新加坡華僑成立的“大中華”劇團，專門在馬來半島巡遊演出帶有革命意識的電影，如《拿破侖革命史》、《華盛頓革命史》等。革命派通過多種途徑，激發了下層群眾的愛國熱情，也扭轉了下層華僑對革命的態度。他們中的許多人放棄了在海外的工作，參與到國內的革命之中，而選擇留下的工人也盡量捐獻款項支持革命。除了工人，小販、黃包車夫、妓女、乞丐等也對支持革命不遺餘力。美洲、非洲等地的華僑在受到革命的感召後，也慷慨地為革命捐款。自1910年美國致公堂籌餉局成立之後，廣大華工熱情為革命捐輸，到年底捐款便已達40餘萬美元。由此可見華僑下層群眾對革命的積極性。
革命派的宣傳之所以能迅速點燃華僑下層群眾對革命的熱情，其根本原因在於華僑下層群眾的愛國情感和自身的遭遇。首先，大部分華僑下層群眾都是新近出國，他們出國的目的在於賺錢貼補家用，並不打算長時間在僑居國生活，因此較之其他階層，他們更關心家鄉的狀況何時才能改善。其次，他們無論是在家鄉，還是在僑居國，都飽受欺淩，對清政府及僑居國的壓榨有著切身的體會，這就為他們埋下了革命的種子。最後，他們大多在國外孑然一身，沒有家庭的累贅，除了一丁點的財產，不用擔心其他。因而，華僑下層群眾一旦走上了支持革命的道路，就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與上層華僑和中產階級相比，下層華僑可以說是一無所有，他們沒有財產可以牽掛，與清政府、當地政府都沒有太多的聯係，因而對革命的支持更加徹底。他們中有的人為了暗殺高級官員而奉獻生命，有的則回國參戰，有的留在海外繼續募捐，動員更多的人支持革命。當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海外之後，非洲華僑也加入了積極捐輸革命的陣營之中。華僑對革命的支持之勢，也一發不可收拾。
總而言之，1840年的鴉片戰爭改變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命運，迫使清政府打開了國門，迫使清政府重新重視海外華僑，鼓勵華僑回國投資商業、投資辦學，在海外開辦華文學堂等，無論其動機如何，清政府在勸誘華僑投資捐納的過程中，激發了海外華僑的民族主義情感。加之生活在海外的華僑，在備受當地殖民政府壓迫，備受歧視的時候，更期望能有一個強大的中國作為依靠。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和愛國熱忱正是華僑後來熱情支持革命的根源。盡管在革命思想初起的時候，華僑大多抱著觀望的態度，甚至避而遠之，但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救中國的理論是當時最有遠見的，通過成立革命組織，采取論戰，組織書報社、劇團等方式對華僑各階層進行宣傳之後，華僑上層社會部分人支持了革命，華僑中產階級成為革命中最激進的力量，而華僑下層勞動群眾則是支持革命的中堅力量。
二、不同時期海外華僑對革命的態度
海外華僑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華僑對革命活動的態度越來越積極，支持革命活動的地域範圍也逐漸擴展。
從時間上看，1894年至1905年的興中會時期為革命的初步發展時期；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革命進入迅速發展時期；武昌起義爆發到中華民國建立，是革命高潮時期。
1.革命初步發展時期
在興中會時期（1894—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開始興起，並得到初步發展。檀香山興中會成立不久，興中會便在橫濱、南非洲、越南河內、舊金山及中國香港等地設立了分會，但是這些地區的革命組織人數較少，發展非常艱難。
1895年，興中會在香港與輔仁文社並組之後，黨務工作有所發展。但是到了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義之後，“興中會元氣大傷，黨務殆陷於完全停頓”。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前往日本，在橫濱建立了興中會。次年，孫中山從日本前往檀香山募集資金以圖卷土重來。孫中山離開日本後不久，橫濱興中會“各會員供給月費者漸少，鏡如等以經費無著，遂將會所取消，凡有會務均假文經商店二樓開會決之”。康、梁在國內推動“戊戌變法”後，“橫濱興中會會員多趨向保皇黨旗幟”。當旅日華僑發起創設學校後，該華僑學校亦被保皇派所控製，將學校校名定為“大同學校”。“故自大同學校成立之後，興中會勢力日見衰退，及總理於戊戌年春自歐洲再渡日本時，會員中能宗旨一貫曆久不變者，寥寥十數人耳。”以後傾向革命的，以留日學生為多，日本華僑居於少數。越南雖然設有興中會組織，但“以會員不多，未設會所，每次開會均假座隆生公司”。檀香山本是革命的發源地，孫中山在此地親朋故舊人數眾多，但1903年重遊檀島時“相距已有八載，黨員寥落，麵目全非，誠不禁今昔之感矣”。海外其他有華僑居住的地區也設有興中會的組織，但是作用很小。總的來說，在興中會時期，革命組織雖然有所發展，但是發展過程極為艱難，支持革命的人數較少，影響力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