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辛亥革命而言，華僑所作出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他們不僅在經濟上給予辛亥革命大力支持，而且還身體力行地參與到孫中山所領導的各次起義之中，甚至為此犧牲生命。但是，革命的發展是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海外華僑對革命的認識與態度並不完全一致。我們可以從不同華僑階層、不同時間階段、不同地區這三個維度來觀察、理解辛亥革命時期海外華僑對革命的反應。雖然整體上海外華僑社會對辛亥革命予以很大的支持，但在具體表現中，不同地域的華僑群體還是有所差別的。
一、華僑各階層對革命的反應
海外華僑社會雖然是一個整體，但也分成不同的階層。針對東南亞的華僑，有人指出：“南洋華僑，隱然有三大分野，殷富者多染保皇臭味，中產階級多屬革命黨，勞動階級多歸中和堂，與三合會淵源最深，尤列實為領袖，其言論行動，表同情於同盟會，立於同一戰線以敵保皇黨，惟迄於革命成功之日，中和堂始終未與同盟會合並，此其同而不同者也。”總的來說，華僑上層階級對革命始終抱著冷淡或者觀望的態度，最下層的華僑經曆了由回避革命到積極支持革命的心理狀態，而華僑中產階級是最早認識到革命的必要性並參與其中的。華僑之所以會產生態度的分化，與不同階層的生活環境、自身的利益及革命思想的傳播有著密切的聯係。正是緣於以上因素，華僑一開始對革命持一種觀望態度，直到隨著革命宣傳的深入和革命形勢的發展，各階層對革命的態度才開始發生分化。
1.華僑上層
這裏對華僑上層的界定，主要是指華僑大資產階級和華僑社會的上層領導，即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華僑。其中，以新加坡為例，在當地社會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多為當地的土生華人，以新加坡的海峽英籍華人公會為代表。而在經濟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華僑大資產階級，則是新移民的華僑，以新加坡的“中華”商務總會為代表。雖然他們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地位各不相同，但是對革命的態度是一致的，即冷淡或不支持。
屬於前者的華僑，多為大商人、律師、醫生、建築師等，這樣的華僑主要居住在東南亞。東南亞距離我國沿海最近，早期移民與當地人通婚、雜居，不諳華語，受當地文化和西方文化影響較深，因而在政治上他們與當地的殖民政府合作，甚至效忠於當地的宗主國。由於與家鄉聯係不多，對中國的政治運動不感興趣。無論是對維新派還是對革命派都未表示過太多的關心。
屬於後者的華僑，多從事製造、出入口貿易、銀行、實業、橡膠等行業。他們大多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且與國內聯係緊密，對國內政治較為關注。在晚清轉變對華僑政策的過程中，富有的華僑是清政府拉攏的對象。他們隻要向清政府捐納一定的數額，或者在國內投資一定的數額，就可以獲得一官半職。清政府甚至將鬻爵的標準刊登於新加坡《叻報》、《中興日報》上，供華僑選購。這種做法受到華僑大資產階級的歡迎，連不是很富有的華僑商人也向清政府購買較低級別的官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傳統的仕途和光宗耀祖觀念的影響。商人在傳統的社會中，隻位於社會的最底層，為了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他們都會慷慨解囊，采取捐資辦學、捐官等方式，以獲取社會地位，從而達到光宗耀祖的目的。此外，大多數移民來自國內貧苦的家庭，他們受傳統文化影響較深，認為捐官能提高他們在當地社會的威望，從而鞏固他們的領導權。據顏清湟先生研究，在新加坡和馬來亞，除甲必丹以外，其他公認的僑領和“中華”商務總會執行委員都曾捐官鬻爵。通過此舉，清政府與華僑富商建立了緊密的聯係，而華僑富商對革命運動抱著冷淡的態度也是可以預見的了。如馬來亞大資本家陸佑，每次麵對革命黨的宣傳時，他總是回答：“恐怕你們沒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們有成功的把握的時候我來幫助好了！”此為華僑大資產階級不支持革命的原因之一。
其二，華僑大資產階級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因此他們會將財產的安全作為首要考慮的問題。他們的生活十分舒適滿足，因而不願與現行的政治製度相對抗。如東南亞的富有礦主姚東生，在富有之前是革命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富有之後態度發生了徹底轉變。此外，華僑大資產階級為其利益著想，更關心當地政府對清政府的態度。而當地的殖民政府出於國家利益，也更願意維持清政府的統治。因而，依附於殖民地政府的華僑大資產階級對革命敬而遠之。
其三，傳統封建文化的影響。在國內，孝悌、貞節、敬老和忠君等傳統觀念主要是由士紳階層維係的。而到了國外，沒有士紳階層，維係傳統觀念的責任便落在了華僑大資產階級身上。因此，一方麵，他們深受封建文化的影響，不易從中解脫出來。他們隻承認清政府的統治，並與清政府派駐該國的公使或領事人員來往密切。另一方麵，清政府也極力拉攏他們，想借此“管束”當地的華僑，早期的“中華”會館便是典型代表。正因如此，華僑社會風氣閉塞，保守勢力強大。越是在受到當地政府欺壓的時候，華僑大資產階級便越是把希望寄托在皇帝和清朝官員身上，他們與革命也漸行漸遠。
其四，維新派保皇思想的影響。由於維新派領袖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的“百日維新”得到過許多華僑的支持，因此“救聖主以救中國”的保皇思想對華僑大資產階級具有一定的號召力，保皇會在海外迅速發展。各地華僑都紛紛加入，尤其是極欲攀附權貴的大資產階級，這就使得各地均籠罩在保皇思想之中。加之各國政府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禮遇有加，甚至視其為清政府的代表，而對革命派的宣傳多加阻撓，這在一定程度上抵製了革命思想的傳播。
當然，仍有為數較少的上層華僑支持革命。這主要包括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具有較強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的華僑大資產階級，他們雖然在經濟上十分富足，但是中國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使得他們仍遭受帝國主義的欺壓和侮辱，他們急切地想改變中國的現狀；第二種是具有長遠眼光的華僑大資產階級，由於他們多向國內投資建廠，因此對國內局勢十分關注，當革命派日漸占據上風時，便轉頭支持革命，因此他們對革命的積極性也就無從談起。此外，根據顏清湟先生對新加坡支持與反對革命的華僑大資產階級的分析中得出的結論，年齡與所受教育的形式也是決定大資產階級對革命態度的因素之一。根據他的統計，新加坡和馬來亞十大富商出身的革命派領袖陳楚楠、張永福、林受之、鄧澤如、譚揚、沈鴻柏、陸秋泰、陳占梅、鄭螺生、吳世榮，與支持維新派的十大富商邱菽園、胡子春、陳雲秋、張弼士、謝榮光、梁碧如、戴喜雲、吳壽珍、李清淵、黃亞福相比，前者平均年齡為32歲，後者為48歲，年齡相差了16歲。因而，顏清湟先生認為正是這一代溝造成兩派富商對待革命態度的差異。年輕的一輩可迅速吸收新觀念，同時，接受過一些華文教育的富商，他們對革命思想的接受較為容易，因而更容易支持革命。
武昌起義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海外華僑，他們對革命的熱情空前高漲。連最初對革命有抵觸情緒的華僑大資產階級也紛紛參與中國的建設。如蘇門答臘巨富張耀軒曾擔任過甲必丹，與清政府關係密切。但是武昌起義推翻清政府統治後，他以南洋“中華”商務總會的名義號召捐款，自己也帶頭捐出了巨款。
2.華僑中產階級
華僑中產階級包括當地的店主、小商人、教員、店員等，其中從事商業的多為中間商和零售商，相對於大資產階級而言，他們的經濟地位並不穩固。他們在國內飽受統治階級的壓迫，遠渡重洋到國外後，雖然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但依舊受到當地政府的欺壓。在這種雙重壓迫之下，他們希望改變現狀卻又無可奈何的處境決定了他們更關注中國的現狀，更希望中國能盡快強盛起來。因而，在革命思想的感染下，他們成為革命中最激進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前發動的多次武裝起義的捐款大多來自新加坡、馬來亞的中下層人士，黃花崗之役犧牲的16位新加坡、馬來亞華僑烈士也都是中下層華僑。
較之於國內中產階級，華僑中產階級覺悟更高，對革命認同更快。這與華僑中產階級的組成、生活環境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國內中小資產階級主要來自於商人和手工業者，而華僑中小資產階級的來源除了商人，還有一部分來自於工人。他們靠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成為中小資產階級。如馬來半島的華僑資本家多為車夫或苦力出身，馬來亞巨富陸佑初來馬來亞時也僅是一名傭工。其次，華僑中小資產階級與國內的封建勢力及當地的殖民政府的關係都不密切，甚至受到雙重剝削。因此，他們與當地殖民政府、晚清政府矛盾更為突出。在西方殖民者的排擠下，華僑隻能充當中間商和包賣商，或是經營中小型的農產品加工工業。而他們與宗主國相互競爭的時候，隻能在殖民控製相對薄弱的行業謀求發展。再次，由於華僑生活在國外，他們比民族資產階級更直接、更廣泛地接觸到西方思想文化，更能體會到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愛國情緒也更容易被激發出來。因此，1905年國內發起抵製美貨運動時，美國、日本及東南亞各地華僑紛紛響應。最後，華僑民族意識增強。正如前文所述，在各種條件催生下，到了19世紀，華僑的民族意識日益濃厚，愛國主義情緒日益高漲。此外，華僑中的大部分人參加了美洲的洪門、南洋的中和堂等社團。這些社團本是天地會的不同分支，以反清為主旨，因而比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盡管華僑中小資產階級覺悟較高，但在最初，並非所有華僑中小資產階級都對革命抱著支持的態度。他們到居住國時間較短，與家鄉聯係緊密，盡管對清政府有所不滿，但受傳統文化影響，在心理上還是忠於清政府的。例如，新加坡的“中華”商務總會成立時，不向英殖民政府申請核準豁免注冊，卻向中國農工商部呈請備案。當清政府有欽差大臣路過時，居住國的華僑都予以熱烈的接待。由此可以看出，華僑中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仍比較傾向於支持清政府，這就間接地抵製了對革命派的支持。此外，中產階級也一度支持過維新派。
維新派同革命派都誌在改變中國的現狀，但兩派所采取的方式大相徑庭。維新派誌在用改革的方式，以君主立憲製挽救中國。革命派則誌在以武力推翻清朝的統治，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正因如此，兩派在國內都無法生存下去，被迫在華僑中尋求支持。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宣傳保皇思想的過程中，常被邀請到文化社團講學。借此機會，他們也積極鼓勵華僑組織工商業會社、籌建孔廟、開辦華文學校等，並派遣自己的學生前去講學。現在東南亞的許多華文學校都是在那時打下了基礎。而革命派在初始階段，隻一味地宣傳革命，甚至采取一些極端措施。如在毛裏求斯，為了在當地華僑中博取同情和支持，進行了一些帶有懲罰性的活動，包括暗殺活動。同時，維新派還不遺餘力地通過報刊等方式對革命派發起攻擊，在這種情況下，當地華僑中產階級自然對革命派的作風不甚滿意。在維新派的宣傳之下，連原本的興中會會員也加入了保皇派，這在夏威夷最為典型。夏威夷本是革命派組織興中會的發源地，在保皇派滲入後，幾乎成了維新派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