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期間所發動的曆次武裝起義，以廣州“三·二九”起義最悲壯、最感人，影響也最大。廣州“三·二九”起義是同盟會“最重大的一次舉動”，是同盟會“籌備時間最長，用款最多”，同時也是“損失最慘重的一次起義”，它所傾注的革命骨幹力量之多是以往任何一次起義都不能比擬的。孫中山曾歎息“吾黨之精華，付之一炬”。胡漢民亦說此役流的是“許多純粹革命同誌的血”。海外華僑在這次起義中的重大貢獻，值得稱頌。
一、華僑與“三·二九”起義的醞釀和準備
同盟會成立之後，多次領導武裝起義，但屢遭失敗，損失了大批革命骨幹，經濟也麵臨許多困難，致使一些革命黨人情緒低落，對前途失去信心，“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而另有少數革命黨人，如汪精衛、黃複生等在激憤之餘，便不顧革命大局之利害，去進行個人冒險的暗殺行動。在這種複雜的形勢麵前，孫中山充分表現出他的革命堅定性。他常開導同誌說：“惟積極始有善惡可言，消極則有惡而無善；餘對於革命職責，斷不容憂傷憔悴以死，餘惟繼續奮鬥耳”。於是，孫中山積極謀劃，以圖再舉，得到了華僑的大力支持。
早在1910年3月，孫中山先後於14日發電報、28日致長函到香港給黃興，提出在廣東再次發動起義的計劃。5月13日，黃興複函孫中山，謂各同誌讀到來電提出的廣州再次發動起義計劃，“靡不歡躍之至”。黃興在函中彙報國內運動情況，陳述了選擇廣州作為發難地點等項意見。5月30日，孫中山離開檀香山，決定東返就近領導國內革命運動。6月16日，孫中山在東京召集黃興、趙聲等同盟會骨幹舉行會議，討論統一各省革命團體行動、發動起義時機以及通過美國人波司之手籌措經費等問題。7月11日，孫中山抵新加坡，隨即函約各地革命黨人前來會商，以便決定今後革命之方針，隨後由新加坡赴檳榔嶼。1910年8月孫中山發函南洋各地，指導同盟會組織整頓工作：為便於開展活動，推廣在盟書上改署“中華革命黨黨員”的做法，為擴充組織，取消新會員繳納入會費的規定；對各分會主要幹部發薪等。此舉大大調動了廣大革命黨人的積極性。10月至11月上旬，孫中山又致函南洋各地革命黨人，分析形勢並提出重新組織起義的任務。指出：“乃者時機日逼，外麵高麗既滅，滿洲亦分，中國命運懸於一線，內而有釘門牌、收梁稅，民心大變，時有反抗。吾等新軍之運動，已普及於雲南、廣西、三江、兩湖，機局已算成熟。”10月28日，孫中山致函鄧澤如說：“弟今另有所見，必須足下犧牲數禮拜之時日，親來商助，事望可成。見信之日，無論如何匆忙，必請早臨為禱。至急！至要！餘容麵談。”
會議在1910年11月13日秘密舉行，到會的除黃興、趙聲、胡漢民等同盟會骨幹，還有孫眉和檳城南洋支部代表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林世安以及怡保分會代表李孝章，芙蓉分會代表鄧澤如，印度尼西亞邦加島的代表李燮和等，共計53人。會前，孫中山針對一些革命黨人因廣州新軍起義失敗而感氣餒、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的情況，豪壯地表示“一敗何足餒”，指出過去屢遭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而當前“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隻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眾誌不哀，財用一層，吾當設法”。舉行會議時，他繼續鼓勵大家“鼓其勇氣，乘此良機，重謀大舉”，強調隻要作“充分之籌備”，革命便可成功。會議經過統一思想，決定積極籌集款項，準備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並決定起義仍以新軍為主幹，另擇革命黨人五百名充當“選鋒”（後改為八百人）。計劃在廣州得手之後，“立即分遣三軍主力：一軍出湖南趨湖北，黃興統之；一軍出江西趨南京，趙聲統之；一軍留粵為後援。俟南京、武昌光複後，即會師北伐”，直搗清政府。具體領導這次起義的是黃興、趙聲和胡漢民。從中不難看出，華僑是醞釀、決定“三·二九”起義的重要參與者。
1911年1月18日，黃興抵香港，受孫中山委托主持廣州起義籌備工作。月底，成立起義領導機關——統籌部於跑馬地三十五號，以黃興為部長，趙聲為副部長。下設調度、儲備、文通、秘書、編輯、出納、調查、總務八課。並分派專人負責發動新軍、防營、巡警，聯絡番禺、南海、三水、順德、惠州等地會黨和綠林。美國歸僑李煜堂將自己在港經營多年的金利源藥材行作為秘密機關，負責接收海外黨部的彙款、捐獻的槍支彈藥等，然後轉運國內起義地點。統籌部陸續在廣州城內外設立辦事、聯絡、藏軍械、製炸藥等秘密據點幾十處，其中河南溪峽徐公館及萬福裏178號等隱藏炸藥、武器的秘密機關以華僑徐宗漢、羅及妻女為聯絡員；華僑李德山、黃鶴鳴等分別在芙蓉裏4號舊倉巷、甘家巷西湖街8號等秘密機關負責。
2月4日，譚人鳳應黃興電邀抵香港，共商聯絡各省策應廣州起義之工作。次日，譚人鳳離港赴湘、鄂行事。此外，統籌部又派鄭讚臣聯絡江、浙、皖三省，方君瑛等聯絡廣西。各地同盟會負責人如宋教仁、陳其美、居正、孫武、焦達峰、方聲濤等都奉命作響應起義的準備。黃花崗起義所用的槍支彈藥多由華僑從國外購運。日本、越南、暹羅等地華僑參與購買武器及向香港的運送工作。黃興長子黃一歐，自幼隨同父親參加反清革命，14歲便經孫中山和章炳麟介紹加入同盟會，成為同盟會中年紀最小的一位革命者。1911年初在日求學的他冒宮崎龍介之名，身穿和服，講一口流利的日語，與同住宮崎寅藏家中的日本浪人黽井一郎一起，將50支駁殼槍、20支勃朗寧、萬發子彈，分裝四口皮箱，搭乘外國郵輪，順利將這批武器運抵香港統籌部。此後，黃一歐又成功接應了兩次運抵香港的軍火。越南海防華僑劉岐山、馬祺、劉濟川等參與組織由香港向廣州轉運武器的工作；馬來亞、新加坡華僑周之貞、郭漢圖、廣妹（女）等將武器裝入梳妝台及花盆等運到廣州；華僑杜鳳書更發明了將彈藥裝飾成顏料、罐頭報關的辦法運到廣州。據不完全統計，從日本、越南等地共購運各種槍支780多支，以及一批彈藥。華僑不顧個人安危，秘密購運武器，為發動起義提供了保證。
為組織起義力量，統籌部一麵派人回國做清朝新軍的策反工作，一麵在國內外挑選優秀青年組成敢死隊。南洋華僑對起義態度積極，紛紛報名參加“選鋒”。他們“爭先返國效力，甚至因人數過多，由抽簽以決定回國參加者。越南各地另有一批僑胞，三十餘人組織一敢死隊，由陳有率領回國，隻因陳有等乘搭之船隻中途遇霧，延期抵港，致此批敢死隊同誌，未能趕及參加”。據統計，回到香港集中準備參加起義的南洋華僑至少有500人。
積極支持孫中山醞釀再舉起義，長途跋涉回國秘設起義據點，不顧個人安危、竭盡全力為起義購運武器，“爭選返國”參加“選鋒”……華僑為廣州“三·二九”起義的發動做了許多工作。
二、血染黃花崗
1911年4月8日，統籌部在香港召開重要會議。經過數月的緊張籌備，已組成一支擁有800人的“選鋒”隊，在廣州設立秘密據點38處，省城內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也已大致聯絡就緒。會議認為起義時機已經成熟，便預定於4月13日（農曆三月十五日）在廣州發難，擬訂了十路進襲的戰鬥計劃，並任命趙聲、黃興為革命軍正、副總司令。因同盟會會員溫生才在統籌部不知情的情況下，刺殺了清署理廣州將軍孚琦。此舉使廣州清軍嚴加戒備，兼以國外餉械尚未到齊，故起義未能如期發動。
4月23日，黃興由香港潛入廣州，在小東營5號建立了起義指揮部，進行作戰部署。旋因內奸告密，全城戒嚴，敵人四處搜捕，許多“選鋒”隊員和軍械也未能按計劃從香港進入廣州。在重重困難的處境下，黃興等於26日集議，堅持發動起義的既定方針，改訂作戰計劃，定於次日舉事，下午五點半發難。
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爆發。下午五時半，黃興率120名“選鋒”隊員，臂纏白布，足著黑白膠鞋，手執槍械，按時起義，由小東營指揮部進攻兩廣總督署。然而，起義的關鍵時刻，隻有黃興一路發動，其他三路或觀望或按兵不動未服從調遣，新軍、防營、警察、會黨等也沒有如期響應，致使黃興一路孤軍奮戰，四麵受敵。黃興一路行至總督署前，起義軍槍彈並發，號角高鳴，擊斃衛隊，衝入總督署，分頭進行搜索，知總督張鳴岐已逃走，便放火焚燒總督署。出東側門，遇李準衛隊，起義軍犧牲了七八人，黃興亦負傷。黃興便將部隊分為三小隊，一隊出小北門，擬與新軍取得聯係；一隊去攻督練公所；黃興自己率一隊出大南門，擬與防營取得聯係。黃興等行至雙門底（今北京路），和防營數百人相遇，且戰且走，奮戰徹夜。經過激烈戰鬥，終因實力懸殊，起義軍犧牲過半，多人被俘而陷於失敗。黃興、朱執信等負傷後化裝返港。戰鬥中英勇犧牲或被捕後慷慨就義的有喻培倫、林時爽、林覺民、方聲洞等共80餘人。4月28日，順德、南海兩縣會黨起兵響應廣州起義。其中一支隊伍曾於30日攻入佛山，不久退出。堅持戰鬥約一個月，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