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月欽廉上思之役，主要指揮者是黃興。鎮南關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被法國當局驅逐出越南。1908年3月，孫中山由河內移居新加坡，臨行前將中越邊境的武裝起義交由黃興、胡漢民負責，並同河內機關部製定謀取滇、粵之策：一路由黃興籌建軍隊再入欽廉，取南寧為革命基地；一路由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率鎮南關起義部眾，攻略河口，圖取雲南，以為革命黨人根據之地，然後揮師北上，推倒清政府。
黃興以海防為基地，在芒街設立前線機關，派譚人鳳入東興郭人漳營聯絡。黃興向法商購得駁殼槍百十支，馮自由在香港購得子彈，由海防同盟會會員偷運入境，轉運到前線裝備部隊，組織了長槍隊、駁殼槍隊和炸彈隊，革命軍裝備精良，士氣高漲。1908年3月27日，黃興率黎仲實、梁少廷、梁建葵、詹岐山等防城起義餘眾和越南華僑200多人，組成“中華國民軍南路軍”，自任總司令，在兩廣交界的上思馬篤山起義，從越南進入欽州東興。經數次戰鬥，隊伍增至600餘人。革命軍在欽、廉和廣西上思一帶轉戰40餘日，屢敗清軍。這是同盟會領導的各次起義中，戰鬥得最好，堅持時間最長的一次。孫中山讚揚黃興道：“克強乃以200餘人出安南，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轉戰數月，所向無敵，敵人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因以大著。”後因彈盡援絕，退回越南。
1908年5月的河口之役，領導者為黃明堂、王和順、關仁甫等華僑誌士。1908年初，河內機關部派黎仲實、譚人鳳、高德亮、麥香泉、姚章甫、陳二華、梁恩等8人駐老街，籌劃革命起義、進取和接應事宜。軍事則委托黃明堂、關仁甫、張徳卿統之。2月底，乘法國招工修築滇越鐵路之機，率領準備在河口起義的士兵潛赴老街，喬裝成鐵路苦力，在監工的帶領下到河口鎮做苦力。黃明堂從中了解到清軍不少情況，而且有的放矢地策反了部分清兵，為起義打下較好的基礎。
4月29日淩晨二時，黃明堂、王和順和關仁甫帶領200多鐵路苦力，由越南保勝過滇越鐵路進攻雲南河口，並得到河口駐軍和警察的響應。革命黨人進入河口之後，破壞了當地的電報通信係統。這使河口守軍處於孤立的境遇。經過一番激戰，革命黨人占領了河口。這一仗，繳獲敵人十響毛瑟槍1000多支，子彈20多萬發，大炮數門。由於清兵投誠起義，革命軍也發展成1000多人的隊伍，擴大了革命聲勢。攻占河口後，黃明堂即以南軍都督的名義布告安民，召開會議，不失時機，分兵疾進，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攻取昆明，以期震動全國，掀起“驅除韃虜”的革命高潮。會議決定：黃明堂坐鎮河口指揮全局，王和順率領一支隊伍沿鐵路往前推進，關仁甫帶領另一支隊伍往蠻耗進擊，攻取普洱，最後合圍昆明。二路分兵出擊，連克新街、南溪、壩灑等地，置通蠻耗、蒙自。戰鬥中收編清軍降卒，革命軍從300多人擴展到3000餘人，聲威大震。就在革命形勢似乎一片大好時，革命軍內部卻麵臨著嚴重的危機。5月5日，孫中山委黃興為雲南國民軍總司令，命即赴前線督師。黃興趕赴河口後，因投誠清軍不聽調度，不得已於9日折回河內，擬另組敢死軍為主力，投入戰鬥。11日，黃興被印度支那法國當局扣押，旋即驅逐出境。法國當局又應清政府之請，封鎖邊界，禁阻起義人員及糧械進入雲南，並迫害、驅逐大批旅越革命黨人，使雲南革命軍逐漸陷入困境。
5月2日清軍攻陷河口。由於革命軍缺乏堅強領導和群眾基礎，糧械繼失，戰鬥相持近一個月後失敗。黃明堂率600餘名起義戰士突圍撤入越南境內，又被法國當局解除武裝，強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至此，孫中山在西南邊境領導的武裝鬥爭完全失敗。
3.積極爭取外援
越南與中國粵、桂、滇三地接壤，為法屬殖民地，因法國政府曾偽裝讚助中國革命，孫中山認為此處是較為有利的革命軍事基地，苦心經營。孫中山之所以把法國列為“友好”國家，是因為法國政府某些大員曾向他頻頻示好。早在1902年，孫中山應法國印度支那總督韜美的邀請，赴河內參觀博覽會，同其秘書長哈德安會談，孫中山提出將越南北圻作為運輸武器、人員進入中國的通道，遭到拒絕。但法國同意革命黨人進入北圻去接觸中越邊界的遊勇。遊勇是天地會的一個支派，是由失業士兵組成的武裝集團，是清末廣西會黨大起義的骨幹力量。法國想通過革命黨招撫遊勇，不再擾及越南；孫中山想利用遊勇反對清朝，故與法國達成此項協議。1905年10月，法陸軍部“中國情報處”頭目布加卑，登船求見孫中山，聲稱“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彼政府有讚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遂請彼派員相助，以辦調查聯絡之事。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派出武官七人，歸予調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設立機關，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武漢”。1906年，他們聯合調查了粵、桂、滇和長江流域各地區，獲得了軍事、政治、地理等情報，促使孫中山作出在廣西邊境舉行武裝起義的決策。法國政府這些動聽的諾言和主動合作，讓孫中山產生了一些幻想，他認為法國是“友好”國家，其統治下的越南是革命黨人自由活動的天堂，是架設“橋梁”的適當地點。
在西南的四次起義中，法國人對革命黨人也的確曾“陰實助之”。法國政府在革命黨人發動鎮南關、欽廉等起義失敗後，逃往法屬印度支那時，收留了革命黨人。而河口起義中革命黨人也是從距河口不遠的越南勞開地方進入的，法國人聽任革命黨人借用鐵路運送軍械。事實上，在河口起義過程中，革命黨人受到法國人的默許、縱容反而是最多的。甚至在起義失敗之後，法國人還為革命黨人能從河口順利撤退，提供了船渡的幫助。法國政府認為利用革命“是一種政策”，一種能為其獲取利益的政策。法國人已認識到“暴亂煽動者和政府當權者同樣不怎麼排外，所以外國人似乎無所謂采取支持或反對這一方或那一方的態度”。隻是法國政府對於革命的支持力度並不是很強。它雖然意識到清朝的統治麵臨著垮台的危險，但法國人認為要維護和發展其巨大利益，隻有在中國政府的幫助和支持下才可能做到。因而，在河口起義的後期法國人轉變了態度，開始拘禁革命黨領袖黃興等人，這使革命黨人的組織機關被完全破壞。
總之，孫中山在西南發動的四次起義，得到了華僑多方麵的支持。他們不僅從經濟上幫助國內的革命運動，而且還親身參加革命鬥爭，或協助軍隊購置糧秣，或直接入伍參加國內起義，有的甚至壯烈犧牲。在起義準備階段，越南華僑積極做好武裝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或接濟前方軍糧，或協助運送軍械，或負責聯絡協調，或招待來往革命者，為起義作出了很大貢獻。同時，越南華僑利用良好的地理優勢，還積極為革命起義從香港、東南亞地區或直接從洋人手中購買武器彈藥。在起義過程中，華僑積極參加革命起義，許多人還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這四次起義，領導人多為廣西壯族華僑，參加者不少是廣西籍華僑，其中包括壯族、瑤族等少數民族華僑。在鎮南關起義中，越南華僑就有300多人參加，20多人犧牲，60多人負傷。1908年3月，黃興以越南華僑200多人組成中華革命軍南軍，再次進入欽州舉行起義。
這四次反清武裝起義，是孫中山貫徹同盟會“兩廣首義”戰略方針的勇敢實踐，由於缺乏經驗，敵我力量懸殊，起義先後都失敗了，但它的意義和影響是巨大的。在軍事上，同盟會總結了經驗教訓，促使武裝起義在策略和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和提高，從依靠會黨到注重新軍，為後來取得勝利準備了條件；在政治上，擴大了同盟會的影響，提高了全國人民的革命覺悟，促進了革命高潮的到來。孫中山後來為日本人池亨吉所著的《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作序，回顧從潮州之役到河口之役的鬥爭曆程，指出：“吾黨經一次失敗，即多一次進步，然則失敗者，進步之原因也。”他對革命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折而愈勁，道阻且長，期以必達，則黨力庶有充實之時。”
4.1910年廣州新軍之役
清末，張之洞、岑春煊等在廣東創辦軍官學堂，建立新軍。廣東革命運動由宣傳轉入行動，風潮逐漸激烈。革命派吸取了因經驗不足和接濟困難等失敗教訓，從依靠會黨轉向依靠新軍為主。在本次起義中，革命派積極謀劃，得到了華僑的響應。
（1）在論戰中，更加傾向革命。
南洋華僑眾多，曆來是革命派與保皇派爭奪的重點陣地。新加坡《中興日報》與保皇派的《南洋總彙報》論戰日趨激烈，孫中山親自領導了這一批判改良主義的鬥爭。同盟會重要成員黃興、胡漢民、田桐、林時爽、陶成章、汪精衛等也先後抵達新加坡，撰文參加論戰。1908年9月12日、9月15日和10月9日，孫中山連續三次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在《中興日報》發表了《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平實”尚不肯認錯》和《“平實”開口便錯》三篇文章，闡明革命不僅不會招致帝國主義瓜分，而且瓜分、幹涉問題還可“由革命而解決”。指出此“非懼外媚滿者所能置辯也”，駁斥了保皇派宣揚中國革命會招致瓜分的錯誤論調。同時駁斥了平實“引孔孟天命之說以文飾……以滿人侵奪中國亦為天命之自然”的謬論。指出“自然與人事，固絕對之不同也”，人類“進化之程度愈高，則離天然愈遠”，“……人事漸繁，而理亂興衰之事畢現”。認為“人事天演”論是荒謬可笑的，“人事”應從曆史的“進化”去理解。批判平實在《論革命不可強為主張》中以天命反對革命的謬論。孫中山指出，“人事補天工，人事奪天工”，“人事”與“天工”、“時勢與自然”是不能混為一談的。他以商湯推翻夏、周武王推翻商以及美國獨立戰爭為例，證明這是“人事之變遷”造成的，而不是什麼“天數”。隻要“有主張革命者，出而喚起同胞，使之速醒”，就能“造成革命之時勢”。經過與保皇派的一番激烈論戰，部分保守的華僑開始傾向革命，革命思想也得到了迅速傳播。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與清政府勾結，下令封禁革命黨人的機關報——《民報》。《民報》自創刊始，共出二十四號。1910年2月，《民報》以法國巴黎淮侶街四號總發行所名義，繼續出版，實則仍在日本秘密印刷，僅出兩期，至第二十六號停刊。孫中山便致函張永福、陳楚楠，囑其加緊改進《中興日報》。旋又分別致函鄧澤如、曾壬龍，請南洋各埠協助《中興日報》的加股工作。
1909初，廣州振天聲粵劇團在南洋巡回演出。該劇團因1908年到新加坡演出時，曾與孫中山會見，並集體加入同盟會。所上演劇目，也具有革命愛國色彩。因此，保皇派恨之入骨。該劇團雖遭“保皇黨造謠、欲破壞”，但在革命派的支持下，在各埠上演仍獲得成功，壯大了革命的聲勢。
（2）支持革命機構的建立。
1908年秋，南洋英、荷所屬各埠已紛紛成立同盟會分會及通信處，為統一領導起見，在新加坡設立同盟會南洋支部，委任胡漢民為支部長。另訂章程及通信辦法，函告各下屬組織遵行。同盟會南洋支部成立後，孫中山為加強南洋各地同盟會組織的領導以及籌辦軍餉，在1908年10月28日—11月8日間，與胡漢民等自新加坡赴各埠活動。28日抵芙蓉。29日抵吉隆坡，指出“吉隆坡雖亦有熱心之人，而團體散漫”，應“謀其改良擴充，以求其進步”。11月2日抵怡保（壩羅）。5日抵檳榔嶼（庇能），認為“庇能同誌，亦甚熱心，惟運動聯絡之人不及芙蓉、壩羅”，故“另派定主持各人為推廣團體事”。1909年5月上旬，同盟會南洋支部根據孫中山建議由新加坡遷至檳榔嶼。不久，胡漢民赴香港，支部事由鄧澤如等主持。
5月19日，孫中山由新加坡啟程赴歐洲。臨行前，委托黃興、胡漢民繼續負責國內革命運動。1909年10月，同盟會南方支部在香港黃泥湧道成立，以胡漢民為支部長。分設籌餉、軍事、民軍、宣傳等組，另設實行委員若幹人，負責華南各省軍事和會務活動。南方支部成立後，即著手準備在廣州起義，計以新軍為主力，由倪映典負責發動，另派朱執信等分頭運動防營、巡警及廣州鄰近的會黨、綠林等。
（3）籌措軍餉。
西南鬥爭失敗後，孫中山的籌款工作並沒有停歇，而是更加努力以圖再舉。1908年底和1909年初，孫中山往來於新加坡及南洋各埠，積極籌募經費，準備起義。1909年3月2日，孫中山致函宮崎寅藏，指出：“河口（之役）以後，已決不再為輕舉。”當前形勢雖好，但“財力極乏，不能乘時而起”。告以將赴歐籌款，因為“近接歐洲一名商來信雲，經濟計劃有機可圖”。在5月17日致鄧澤如函中又提及此行任務：“以財政、外交為兩大注意問題。”6月20日，孫中山抵法國馬賽港，旋赴巴黎，曾運動法國資本家貸款充作中國革命經費，受克裏孟梭（G。Clemenceau）內閣所阻，未成。10月，孫中山委任胡漢民為南方支部長，支部維持費用由香港同誌籌集，林直勉、李海雲傾其家產助之，同時胡漢民派人至荷屬南洋籌款，囑鄧澤如在英屬南洋募集軍資。
1909年12月，孫中山第二次到美洲，當時華僑信仰革命者還不多，尚未有人大規模宣傳革命，革命黨的機關報《少年中國晨報》出版不到半年，時間有限，收效不大。多年來華僑受保皇派的影響極深，“欲轉其信仰，讚成革命排滿，非一朝一夕所能辦到”。李是男、黃伯耀、李旺對革命最為熱心。孫中山想五天之內籌得5萬美元，預備為廣東新軍起義之用。三人分頭向平日深知讚成革命的商人及朋友勸募，盡一日之力，僅捐得美金數十元。孫中山焦急萬分，便與黃伯耀前往致公堂開會籌款。第二天，孫中山到致公堂演講籌款，結果隻募得102美元，相差甚遠。能實行排滿主義者極少數，眾皆敷衍。“四人多方籌商，無善可想，因數目過巨，彼此相向而泣。”限期已到，孫中山隻籌款8000美元，不敷義師發難之用。焦灼之際，革命黨員李海雲見義勇為，將其香港店內存款2萬美元獻革命黨作軍用。翌日報載，廣東新軍起義失敗，孫中山希望能籌得數千救急，讓內地同誌有盤纏（旅費）逃離內地。李是南便將自己商店內幾百美元暗中提出送給孫中山，而不讓自己的父親知曉。黃伯耀傾其所有，折成港幣2000元。孫中山大喜，謂“此兩千金可當兩萬用，起義同誌得此可以逃生，免為滿虜所捕”。孫中山在美籌款期間食住從減，謂“現在非講闊的時候，將就即可”。隨後孫中山囑咐黃伯耀等，指導其如何開展今後的工作。過兩年，革命取得成功，美洲已建立同盟會四十九分會，入黨者近萬人，為辛亥革命籌得軍餉200餘萬元。
（4）運動新軍。
革命黨人在新軍中進行活動，早在丁未黃岡之役便開始了。1907年黃岡之役，孫中山派胡漢民、汪精衛到香港設立機關，並主持內務，派胡毅生、朱執信到廣州秘密與軍界人士姚雨平聯絡。不久，姚雨平、張錄村、劉古香等人被清政府革職，他們便在廣州暗集同誌，與朱執信、鄒魯等聯絡並分頭進行。陸軍速成學堂、虎門講武學堂學生多表同情，而陸軍學兵營尤為活躍。當時清政府設立模範學兵營，派人到惠州、梅州及北江等處征兵，許多革命黨人應募，“陸軍之中，因而布滿革命種子”。12月，欽、廉地區抗捐運動爆發，清政府派統領郭人漳、統帶趙聲前往鎮壓，孫中山於是派胡毅生隨趙聲營，黃興入郭人漳營遊說，二人答應響應義舉。不久爆發了防城之役，郭人漳以起義軍實力薄弱未能反正，起義後來也陷於失敗。
本次起義由胡漢民、黃興、趙伯先在香港籌劃。省內軍務則由倪映典為總主任。趙伯先因在陸軍學校督導新軍，以民族大義鼓勵學生、士兵而犯忌，被清政府革職。“江南、廣東兩省軍界革命種子，大半伯先所培植也。”倪映典，原名倪炳章，安徽合肥人，原任新軍第九鎮炮兵隊官，與趙聲、柏文蔚等在江南提倡革命，被江督端方察覺，命皖吏撤其職。1906年冬，萍瀏醴起義爆發，新軍第九鎮奉命鎮壓，他隨軍到萍鄉，與趙聲等密謀響應，未果。1907年回安徽，先後任新軍騎兵營管帶及炮隊教練。同年調任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協炮兵營管帶，與該營革命同誌熊成基等聯絡，共謀於次年春發動起義，事泄後，秘密逃往蕪湖、合肥，後潛至廣州，經趙聲介紹與朱執信、胡毅生等人相識，加入同盟會。他認為革命起義，不可專恃會黨，遂更名倪映典，充任新軍學兵營炮隊見習官，與學員徐維揚結識並謀革命。後被趙伯先委任炮兵排長，在新軍中積極開展革命活動。鄒魯等負責運動防營，陳炯明、朱執信、鄒魯、古應芬等聯絡谘議局及學報界人才。姚雨平、林樹巍、李濟民、羅熾揚、蘇慎初、鍾德貽等暗中聯絡新軍速成畢業的隊官、排長、見習官等。徐維揚、巴澤憲、趙珊林、楊鳳岐等專門運動新軍幹部，以備發難。至1909年冬，士兵加入同盟會者3000人。
1909年春，倪映典與趙聲、朱執信等決計運動新軍，在廣州發動起義，任幹事。趙聲被解除督練公所提調職務後，由他獨立承擔運動新軍的責任，在天官裏寄園巷五號設立機關，專門聯絡新軍弁目。起義準備工作大體就緒，同年10月，倪映典赴香港向同盟會南方支部負責人胡漢民等報告運動軍隊情況。南方支部決定元宵（1910年2月24日）前後發動起義，各部分主任依期準備。倪映典返廣州後，廣州各機關活動頻繁，徐忠漢、胡靈緩、林直勉、黃俠毅、方紫柵、李應生等人租屋於宜安裏等處，預備起義時縱火接應。孫眉、楊揚初及女同誌李自平、陳淑子等則在香港灣仔東海傍街76號4樓馮寓和九龍城孫壽屏農場趕製青天白日旗100麵，秘密運往廣州備用。洪承點、徐忠漢、李自平、陳淑子等擔任秘運炸藥、子彈等。朱執信、胡毅生、李海雲則駐河南大塘村，設立總機關，聯絡南海、番禺、順德、三水等民軍首領李福林、譚義、陸領、陸蘭清、李雍、黎廣等，為響應新軍作籌備。姚雨平去惠州運動會黨起義和策動陸路提督秦炳直部起義響應。但臘月二十八（2月7日），新軍二標兵因印名片與軍警發生衝突，風波擴大，倪炳章來不及製止，加上青年軍人躁動，有人主張乘機發動。倪炳章又到香港南方支部請示，稱：“小不忍則亂大謀，餘料新軍運動已成熟，經此事故，無論如何，殆難抑製，應提前改期，勿至元宵。”支部商議後，將起義日期改為初六（2月15日）。熊炳章回到省城，發現張鳴岐、李準已有所準備，防範甚嚴，決定改變原定起義日期立即起事。2月12日（正月初三），熊炳章來到燕塘炮一營，擊斃炮兵管帶齊汝漢，逐吹號集合士兵，陳述大義及所處情勢，唯立即舉義，否則俱死。熊炳章被士兵推為司令，隨之兵分三路進攻廣州城，自率千餘人經沙河進攻東門，遭水師提督李準突襲，壯烈犧牲。因事先準備不周，孤立無援，起義失敗。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其影響是深遠的。它震驚中外，影響超出軍界，普及到紳、商、學、農、工界，使全國革命風潮日益高漲；同時使人們認識到清政府賴以挽救其危亡的新軍可以轉化為它的掘墓人，從而增強人們的革命信心。另外，它對華僑影響更大，華僑紛紛捐贈資財，基本解決了當時革命活動的經費問題。最後，大部分革命軍官和部隊幸得保全，成為辛亥年廣州“三·二九”之役的中堅，並為十月十日的辛亥革命開辟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