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起義進行：貫徹革命方略，嚴明法令軍紀
黃岡地處粵之東陲，隸屬饒平縣，雖為一鎮，但“商務繁盛，為閩粵往來之孔道”，不僅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且是“三合會最盛之區”。在長期的反清鬥爭之中，會黨已成為一股雖較為分散但勢力強大的力量。加上黃岡地區會黨與海外聯係密切，常出沒於海外，活躍於港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影響，因此具有一定的民主覺悟。同時從興中會時起，廣東地區會黨就與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革命派有著較為密切的聯係，因此較易成為革命派所依賴的主要動力。另外，起義前夕，潮州地區會黨的反清活動持續不斷。例如，1904年潮州反屠捐運動，1905年黃岡反洋教鬥爭、嘉應的武裝起義，等等，次數之多，不勝枚舉。這些鬥爭雖未彙成一股強大的反清洪流，但是嚴重地動搖了清政府在此的統治基礎，打擊了地方反動統治勢力，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活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同時黃岡臨近南海，海陸交通便利，利於獲得海外接濟，也便於革命派出入活動。再者，地處蓮花山區，可謂崇山峻嶺，利於革命派迂回作戰。這樣，會黨人數眾多和鬥爭不斷的黃岡地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孕育革命的理想溫床。
當時的河內是同盟會領導粵、桂、滇武裝鬥爭的大本營。孫中山坐鎮河內期間，與原籍饒平黃岡的北圻（今越南北部）僑領許謂濱及其叔父許秀峰過從甚密。這叔侄二人，除了資助和溝通社會名流支持、掩護孫中山在河內的革命活動，還在黃岡起義前先後返回饒平，了解潮汕、閩南的政情和民心，特別是黃岡民眾對革命黨的支持程度等情況，並及時向孫中山彙報。當孫中山接到香港方麵馮自由、汪精衛及許秀峰的信件後，複電同意在黃岡另行起義，同時從兩廣鬥爭全局考慮指出：“起義須潮、惠、欽、廉同時發動，以便牽製清軍，萬勿孟浪從事，致傷元氣。”為貫徹這個意圖，他將胡漢民派往香港，策應潮汕革命黨人的軍事部署。
許雪秋暫時留在香港觀察兩廣幾處準備起義的進展情況，托付已在潮州的華僑誌士、原籍潮安金砂鄉的陳芸生主持黃岡起義準備工作。恰在此時，由孫中山指派的安南留日僑生林國英抵潮，被委任為後方指揮官。林國英祖籍饒平隆都鄉（今屬澄海區），係越南華僑富家之子，其家族與越南潮籍富戶多有交往。孫中山派他前來是為方便革命黨向安南僑胞募集軍餉。林國英不負所托，積極募捐，解決了部分起義經費，並在陳芸生的主持下，與先期到達的方漢城、喬義生等人合作共事。
陳芸生吸取潮州起事不周的教訓，他召集海外來援同誌和會黨首領餘既成、陳湧波等人商議軍務，特別強調黃岡起義要堅決貫徹《同盟會革命方略》（以下簡稱《方略》），以體現革命軍起義有別於舊式會黨暴動。他還帶領大家細讀《方略》，深入領會革命性質、革命宗旨、國旗、軍政府政策、軍法軍紀及安民布告等內容。由於領導骨幹思想明確，各項準備工作進展順利。新加坡方麵在張永福的主持下加緊配合，林受之再次捐款14000叻幣，彙至香港胡漢民處轉交許雪秋，以助起義。
黃岡起義原定於1907年5月25日，但在21日，商民演戲，防兵在台前調戲婦女，逮捕出麵幹涉的兩名黨人，並擬搜查泰興雜貨店總機關。負責起義的同盟會會員餘既成、陳湧波遂提前行動。22日晚，餘既成聚集700餘人於黃岡城外，誓師起義。陳湧波為前鋒，由北門攻入，圍攻都司衙門。當夜忽降陣雨，義軍多為舊式鳥槍，彈藥盡濕，陳湧波便改用火攻。在熊熊烈焰中，陳湧波叱吒衝突，血戰一夜，攻克黃岡，生擒都司隆啟等人。革命軍旗開得勝，士氣空前高漲。革命軍在黃岡舊都署設立軍政府，因許雪秋在香港未歸，於是舉陳湧波為臨時司令，餘既成、張躍為副司令，所有軍隊組織照《方略》辦理，共編成64小隊。旗號大書“革命軍”字樣，並以“大明軍政都督府孫”以及“中華革命軍政府大都督孫”等名義，布告安民，宣布“遊手好閑者殺，強買強賣者殺，奸淫邪盜者殺，吸食洋煙者殺，臨陣退縮者殺……並令各生理如常交易”，因而城內秩序良好。起義軍高喊“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等口號，青天白日旗第一次飄揚在黃岡城上。
黃岡之役告捷的消息震動了海內外，香港各報都登載黃岡起義的消息，人民群眾和海外華僑歡欣鼓舞。許雪秋聞訊從香港率同誌回汕頭，分赴各地催促舉義響應。清官吏告急，清政府立即令閩、粵水陸清兵圍堵黃岡城革命軍。5月23—24日，清兵和革命軍先後抵達汫洲交戰。由於當地豪紳暗通清軍，清兵早有準備，革命軍初戰失利，陣亡20多人，革命軍及時調整戰術，在東灶、下園一帶與清兵英勇血戰兩小時。正當清兵麵臨危急之際，汫洲海麵又來了大批清軍援兵，再度激戰，革命軍支持不住，退守下園鄉。26日陳芸生率領汕頭革命軍百餘人前來增援，但因均是土槍土炮，難以取勝，不得已於午後退回黃岡。汫洲失利，人心浮動。但革命軍鬥誌不減，一麵聚眾演說，宣傳革命必勝和清政府必敗的趨勢，一麵準備轉攻潮州城。後來探知清軍廣東水師2000餘人即日來汕頭，革命黨人在權衡敵我雙方力量之後，決定暫時宣告解散。後來，一部分人撤到福建烏山踞守，還有一部分人逃往香港同盟會分會機關，伺機再圖。總計這次陣亡、殉難和流亡海外去世的革命黨人，起義軍戰士共337人。至此，曆時兩年，前後發動三次，英勇悲壯的黃岡丁未革命結束了。
為了響應並配合潮州起義，使清軍顧此失彼，1907年4月，新加坡華僑鄧子瑜奉孫中山之命回國發動惠州起義。當時孫中山計劃在博羅、龍門、饒平等地分三路起義。由許雪秋等在黃岡搶占饒平，取潮安等縣，然後直插汕頭。龍門一路占龍門城，奪河源、新豐等縣，攻打韶關，擴充兵力後揮師直插廣州。博羅一路占博羅城，控製石龍，截擊敵人水陸運輸，回師直取惠州，與許雪秋領導的黃岡起義隊伍靠攏，揮師控製廣九鐵路，再與韶關這路配合攻打廣州，南北夾擊趕走粵督，建立廣東政權。6月2日，鄧子瑜、陳純、林旺等風聞黃岡之役已發動，便帶領部分會黨武裝在歸善縣七女湖舉事響應。七女湖起義爆發10餘天，連克博羅、楊村、公莊、石壩等地，威震惠州，驚動省城，一時聲勢大震。惠州府縣頻頻向廣州告急：“距府城二十裏土名七女湖，水巡扒船被劫，斃勇奪械……聲勢頗張”，“伏乞迅速撥勇”支援。粵督得知惠州告急，急調大軍馳援。起義軍頑強地與清軍激戰10多天，一度使清軍疲於奔命。但是，由於潮州黃岡起義已經失敗，革命黨人擬訂的多路並舉的計劃落空，七女湖起義因得不到策應、接濟而再遭失敗。
這兩次起義，在我國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辛亥革命前輩林鳳文所著《黃岡革命史跡》中稱：“受孫中山先生領導發動，經營最久，流血最多，成績顯著者，濫觴於丁未潮州饒平黃岡鎮之戰役，國人但知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之轟烈，雙十武昌之光複，而不知黃岡起義，實佔中華民國開國史上，最光榮燦爛輝煌之一頁。”孫中山在他的《建國方略》中說：“若無此次諸烈士轟轟烈烈足喪滿虜之膽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義師一舉而鄂督瑞澄入軍艦之美果。”七女湖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清政府在地方上的反動統治，使之惶惶不可終日，給各地革命黨人以極大的鼓舞，雖事功未濟，而黨人之壯誌彌堅，為日後東江光複打下了基礎。同時它擴大了革命勢力的影響。七女湖起義雖遭失敗，然而革命風聲振奮人心，它使人們認清了清政府的反動麵目，提高了覺悟。尤其資產階級革命派不斷革命的精神，百折不撓的意誌，英勇獻身的品質，影響所及，更喚醒群眾，使更多的人投身於反清革命的洪流中，促使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一步步高漲，革命浪潮彌漫全國，乃於1911年終告成功。另外，為資產階級革命派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當時會黨在惠州起義中所暴露出來的見利忘義、無政府主義傾向等，令革命黨人覺得會黨首領之難用，野性難馴，並逐步懂得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力量渙散、戰鬥力不強的會黨是很難取得革命勝利的，必須另找新的出路，因而將工作重點轉向發展新軍力量，最終導致武昌起義的爆發。
四、西南邊境的四次武裝起義
革命黨人在廣東地區發動多次起義之後，將武裝鬥爭的重點轉移到廣西、雲南地區。僅1907年到1908年間就在中國西南邊境發起四次武裝起義，分別是廣西境內的欽廉防城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之役和雲南河口之役。這四次起義的顯著特點是得到南洋華僑多方麵、全過程的支援，充分展示了華僑的愛國熱情和追求共和的民主意識。
1.河內總機關的設立
1902年秋，孫中山到河內參觀博覽會，結識了僑商黃隆生、楊壽彭、甄吉廷等人。這些人對革命深表同情，因而在黃隆生的商店裏建立了河內興中會組織，此為南洋華僑中最早的革命組織。1905年10月，孫中山、黎仲實、胡毅生再次到西貢，受到華僑的熱烈歡迎，接連成立了西貢和堤岸的同盟會分會。
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把“兩廣首義，各省洞應”，革命由南向北發展作為戰略方針。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遠在日本東京的中國同盟會總部，難以就近直接指導國內革命鬥爭，顯得落後於形勢。而以港、台作為革命大本營，又屢遭英、日帝國主義當局的壓製，為了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策動粵、桂、滇三省軍事活動起見，1907年3月，孫中山、黃興等在越南河內甘比達街61號設立了大西南武裝起義的指揮總機關。在河內設立起義的總指揮部，是貫徹“兩廣首義”戰略方針的適當地點。越南北部密邇我國兩廣、雲南，國境線長達1300千米，從東可沿海岸出廣東，向北越鎮南關可入廣西，向西經河口則達雲南。孫中山想從越南出擊，在南方割據一塊根據地成立軍政府，號召全國響應。隨即將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先後加盟者有楊壽彭、黃隆生、王和順、黃明堂、劉岐山等數百人。海防和南圻各埠也紛紛建立了同盟會分會，形成了一個較為嚴密的組織係統，比之南洋各地的同盟會組織要強大得多。
4月，河內總機關計劃在廣東潮、惠、欽、廉四府同時起義。為了領導方便，潮州黃岡和惠州七女湖起義委托同盟會香港分會負責，欽廉起義則由孫中山、黃興親自領導，其目標是奪取南寧建立軍政府，然後“北取桂林以出湖南，東取梧州以出廣東……有兩廣以為根本，治軍北上，長江南北及黃河南北諸同誌必齊起響應”，打響了西南戰略第一炮。
2.南洋華僑積極支援
（1）積極響應和宣傳革命。
孫中山在西南邊境發動的四次起義均得到了越南華僑的積極響應。越南華僑社會是海外華僑社會中唯一未受保皇派影響的地區。兩廣人民移居越南甚多，他們多是貧苦人民，在國內因生計困難和官紳壓迫或反抗失敗而漂流於國外，即使少數人成了資本家，也和國內封建勢力甚少聯係。他們親眼看見越南人民亡國的痛苦，親身經受法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淩辱，對於清政府腐敗賣國強烈不滿，渴望祖國強大，易於接受革命思想。這裏自然也就成了孫中山來到南洋和南洋華人參加革命組織最早的地區。在1900年至1908年間，孫中山曾來往越南6次，宣傳革命思想，團結革命力量。1900年至1903年間，孫中山兩次到越南河內、西貢一帶進行革命活動，曾召集廣肇、客家、潮州、海南、福建等各幫三合會堂首腦開會，宣稱“中國人都是同胞兄弟”，“洪門的宗旨在於反清複明，革命就是推翻清朝，希望洪門兄弟同心同德，支持革命”。1903年，在孫中山的影響下，華僑商人李卓峰、劉易初、黃景南等人設立“萃武精廬”，購買進步書籍供人免費閱讀，宣傳革命思想。數月後，“萃武精廬”參加者達到200多人。1905年，孫中山到西貢、堤岸等地宣傳革命思想。他在堤岸的華僑會議上說，“清廷腐敗，喪權辱國，列強企圖瓜分中國”，要“挽救中國的危亡，非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不可”，強調“救國救民，人人有責”，“洪門會黨本來就是由反清廷的明朝遺老組織起來的，今天應當恢複原來的反清宗旨，為反清建立民國事業作出貢獻”。經過孫中山的多次宣傳和發動，當地華人社會湧現出一批熱心革命、共赴時艱的積極分子。如黃隆生“喜讀香港《中國日報》，逢人必罵滿洲政府”，且多次深入內地執行革命任務，不畏艱險。西貢銀行買辦曾錫周、馬培生，“兩人均助巨款，為南洋華僑首屈一指”。黃景南是堤岸的賣豆芽小販，“每自恒以所得投入撲滿中，貯為革命之需，時人聞而義之”。黑旗軍餘部梁正理，流寓越南，即“號疤梁者，據越之太原府左州自主，黃明堂奉總理命，派往該處設立機關，得同誌數百人，並借械於疤梁”以發動鎮南關起義。
（2）踴躍捐款、秘密購買和運送糧餉。
為了籌集武裝起義的經費和武器，河內總機關在越南華僑中進行了大量宣傳、組織、募捐和購運武器工作。先把越南華僑中28個天地會堂口統一起來，集體參加同盟會；又在工商學界發展會員，充任各分會領導。把1902年建立的河內興中會分會改為同盟會河內分會，又在海防、西貢、堤岸、順化成立分會，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組織係統，其中河內、海防兩個分會具有特殊意義。“海防一埠華僑工商不過三千人，一晚捐資得萬餘元；河內一埠華僑不滿千人，所捐亦八千餘元……彼等一聞義師之起，則爭先恐後，從軍者有人，出錢者有人。”各埠黨員直接對於革命之貢獻，不得不首推河內、海防二地矣。孫中山、黃興、王和順負責經營欽廉各地軍事，即由海防就近發動及配備一切。
1907年的鎮南關之役和1908年的河口之役，越南同盟會員出力最多，除直接參軍者，捐資購買軍械的有楊壽彭、梁秋等。當時孫中山向當地法國商行訂購盒子炮及手槍多具，但資金不足，幸得楊壽彭、梁秋等負責保證，限期償還債款才交易成功。黃興進攻欽州所需的彈藥由馮自由從香港購辦，然後托河內輪船買辦彭俊生及於愛輪船買辦黎量餘二人秘運至海防，交由劉岐山接收。至於負責起義通信工作的是張奐池，他“料理黨務及傳達內外消息……往來同誌多由其招待引導”。
黃隆生於河口之役，因運糧供應前方，被越南當局遣送出境，還有楊壽彭、劉岐山、甄吉廷、麥香泉、高德亮、饒章甫、陳二華、梁恩諸人，或因輸送武器，或因接濟糧食，或因籌措經費，或因參加義師，均被陸續驅逐離越。自1908年以後，同盟會的僑商，因有參加革命軍之嫌疑而被驅逐出境以致破家的亦有十多人，他們均為革命付出很大代價；因參戰而光榮犧牲的亦不乏人。應該說，旅越華僑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熱情以及他們提供的財政、兵源、軍需購運、通信聯絡等方麵的援助，是孫中山確定在越南建立基地，發動廣西邊境武裝起義的重要原因。
每次發動起義前，必須進行多方麵準備，“但最重要的則為軍餉軍械之接濟問題，此一責任，又非國內同誌所能為者，唯一可以負此種責任者，隻有華僑”。因此，革命黨人一邊謀劃起義，一邊前往南洋各地，向熱心革命之華僑，籌措款項，接濟餉械。如防城之役發動後，孫中山派同盟會會員赴海防、西貢、新加坡、暹羅、檳榔嶼、吉隆坡等地籌集起義經費，並頻發函電致南洋諸同誌及日本人宮崎寅藏等，囑其接濟餉械。1908年3月上、中旬，印度支那法國殖民當局應清政府要求，驅逐孫中山出境。孫中山離開河內後經西貢往新加坡籌款。4月17日至22日，孫中山在新加坡先後致函同盟會庇分會會長鄧澤如等人，告以革命軍“在欽、廉連戰大勝”，現擬運動廣西防營舉事響應，並在雲南發動，“廣西、雲南兩省一起，則欽軍無後顧之憂，可以長驅進取，而東路惠、潮之義師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響應，如是則南七省之局定矣，此時則北軍必可起於燕、齊，中軍必可起於吳、楚，此弟數年之計劃也”。函中特別強調餉款的作用，敦促火速籌款以支付“廣西營勇約降之花紅及餉”等，認為“今日之得失成敗，在於能速得此款否耳！”5月上、中旬多次致函鄧澤如等，囑速籌款供給雲南軍需。
（3）組織和動員會黨。
為了建立武裝起義的隊伍，河內總機關大力招募廣西會黨流亡人員和邊界遊勇之士。1902年至1905年，廣西爆發會黨大起義，遭到清政府殘酷鎮壓而失敗，一部分殘存的遊勇武裝轉移到邊界兩側，一些幸存的會黨首領和骨幹逃往越南。這些人流亡國外，生活無著落，同清朝官紳結下血海深仇，複仇思想強烈，極易接受革命思想。而他們又是虎口餘生，身經百戰，熟悉內地情況，勇敢彪悍，正是同盟會所需要的戰鬥人員。胡漢民說河內“地界於兩廣、雲南，故會黨遊勇之頭目多流寓於此，王和順之外，黃明堂、關仁甫、梁蘭泉、梁少廷等，皆出入邊界有名聲能來嘯者也。河內同誌以先生字逸仙為日新樓，為飲食營業，乃不啻招納亡命之所……先生乃使餘與汪精衛為諸人演講革命宗旨，指導其各種任務。對於會黨，則曉以革命軍紀，糾正其惡習，複審查其性質與所有實力，而分別使用之”。王和順（南寧人）是廣西會黨首領，黃明堂（欽州人）是邊界遊勇頭目，關仁甫（上思人）是滇南會黨首領，梁蘭泉（龍州人）、梁少廷（欽州人）是清軍逃牟，這些人都在1907年加入同盟會，成了革命的骨幹力量並得到孫中山的任用，通過他們去召集會黨遊勇，組成起義的基本隊伍，負責偵察敵情、策反清軍、突擊作戰等任務。
（4）身先士卒，英勇赴難。
1907年9月的欽廉防城之役，領導人為越南華僑王和順，其原籍廣西，早年在清軍劉永福部任哨官，後棄官加入會黨，在中越邊境從事反清活動，失敗後逃往越南，加入同盟會。由於他有軍事經驗、熟悉清軍和中越邊境情況，又有堅定的反清思想，得到孫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孫中山派他和黃興回廣西欽州發動起義，並委任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這是繼許雪秋之後孫中山依據《方略》委任的第二個都督。9月1日王和順率眾於欽州王光山起義。6日攻占防城，殺縣令。發布起義文告《告粵省同胞書》、《告海外同胞書》、《招降滿洲將士布告》三種，申明“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根本，掃專製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憲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製度，使四萬萬人無一不得其所”。隨後移師攻襲欽州府城及靈山等地，均未得手。革命軍在戰鬥中擴大了隊伍，達3000餘人。清新軍統領郭人漳一麵詐稱“讚成革命”，一麵又派兵陷防城，使革命軍腹背受敵。9月中旬，革命軍以軍需給養困難戰敗，退入兩廣交界的十萬大山。
1907年12月的鎮南關起義，領導者為黃明堂。1907年初，孫中山派黃明堂前往越南太原府左州，設立機關，集聚了數百人。孫中山先後派越南華僑、同盟會會員關仁甫、梁蘭泉運動清軍策劃奪關，未成。11月，又派王和順領導起義，因遊勇不聽指揮，隊伍不集，起義發動不起來。孫中山隻好改任黃明堂為鎮南關都督，馮祥為司令，李佑卿為副司令，何伍為支隊長，共負鎮南關起義之責。1907年12月2日零時，革命軍400人集結在越南那卜，據說有越南革命黨和菲律賓獨立軍參加，購置有駁殼槍、電光燈和紙炮等戰具，黃明堂率領廣西那模村遊勇80餘人做先鋒攻關，占領炮台三座，青天白日旗在右輔山上高高飄揚。王和順率一支軍隊攻襲水口關以配合，憑祥、宜化、上思、思州等地軍民也積極響應。4日，孫中山率黃興、胡漢民、胡毅生、日本人池亨吉、法國退伍炮兵上尉狄氏等，從河內乘火車到同登，騎馬入那模村，連夜點火把攀登右輔山，孫中山在鼓樂聲中檢閱革命軍，發表振備人心的講話，犒賞起義官兵，群情激奮。6日，孫中山親臨陣地參戰，並為革命軍傷員裹傷。他激動地寫道：“餘自乙未廣州失敗以來，曆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國之土地，與將士宣力行陣間。”在戰鬥中他又感慨地說：“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此日始得親發炮擊清軍耳！”鎮南關起義是辛亥革命前由越南華僑革命黨人直接指揮並取得勝利的唯一一次起義。這次起義付出的代價小而影響大，是一次較為成功的起義，在孫中山領導的諸次反清起義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6日，龍濟光、陸榮廷兩部清軍4000多人，向右輔山三麵逼進，發動了三次強攻，均被革命軍粉碎，清軍傷斃400多人，革命軍犧牲20多人，負傷60多人。在黃明堂的指揮下，革命軍以寡敵眾，血戰數晝夜，因餉械籌濟不及於9日撤離鎮南關，全軍退入越南境內，起義最終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