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惠州起義
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對外無恥地出賣國家主權，對內實行殘酷的鎮壓，整個封建統治集團可謂千瘡百孔。而列強此時卻大大加強了對華的侵略，外國資本大量輸入，進一步加劇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民族危難進一步加深。這終於導致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義和團反帝運動。於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武裝侵華，令清朝統治力量遭到嚴重削弱。在這種情況下，興中會企圖利用義和團運動興起後列強和清政府之間矛盾激化之機，爭取英、日政府的支持，尋求同漢族官僚的合作，在廣州和惠州發動武裝起義，策動兩廣建立南方共和政府。在這次起義中，廣大華僑積極宣傳革命思想，在聯絡會黨、爭取外援、吸收新的革命力量、指揮起義等方麵均發揮了重大作用。
1.爭奪陣地，宣傳革命
1899年7—8月，革命派在日本印製各種反清革命宣傳品，以“中國合眾政府”的名義寄發給亞、澳以及其他洲華僑，革命思想廣為傳播。同時在日本東京等地，與保皇派爭奪革命陣地的鬥爭也異常激烈。1900年4月，革命派資助鄭貫公等在橫濱出版《開智錄》半月刊，該刊反對保皇，提倡自由平等思想。
1899年秋，孫中山派陳少白由日本到香港籌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陳少白抵港後，設報館於中環士丹利街24號，孫中山不久又派人將印刷機、鉛字等運送到香港。經數月籌備，該報於1900年1月正式出版。當時籌備起義的機關，就設在香港《中國日報》的三樓。1899年12月22日，孫中山親自繪製的《支那現勢地圖》付印，並在跋語中指出：“邇來中國有誌之士，感慨風雲，悲憤時局，憂山河之破碎，懼種族之淪亡，多欲發奮為雄，乘時報國”，本圖對“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鐵路，則用著色表明，以便覽者觸目驚心”。
2.聯合會黨，增強革命力量；多方聯絡，爭取外援
同盟會成立前後，會黨是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的主要依靠力量。孫中山生長在三合會非常活躍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從創立興中會開始就注意聯絡會黨的力量為己所用。他這樣做的原因有以下三點：其一，會黨具有反清傳統，他們在反清的問題上與興中會有著一致性，便於興中會實行聯絡。其二，會黨是一支有現成組織的衝擊力量，有聯絡利用的價值。1898年，孫中山在同宮崎寅藏談及此問題時指出：“這次起義必須有三合會的支援，要跟三合會取得聯絡，可成立近乎完整的革命軍。”其三，三合會內有一批會黨的骨幹分子，成為聯絡會黨的暢通渠道和便利條件。他們成為日後興中會聯絡會黨的得力幹部。
會黨是下層勞動群眾中最富有反清鬥爭精神的秘密組織。惠州是會黨活動比較活躍的地區，“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複明之會，其人亦最強悍，官府不敢究之”。歸善（今惠陽）縣有些會黨分子在惠州起義前夕致書香港《開刺西報》說：“我等在家在外之華人俱欲發誓驅除滿洲政府，獨立民權政體。”孫中山深感“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隻有會黨中人耳”。
興中會成立後，孫中山也吸收了大量會黨分子參加興中會。在馮自由的《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跡考》中，惠州會黨加入興中會者有20人。這些加入興中會的會黨分子，無疑要接受興中會革命宗旨的教育，即使沒有加入興中會而參加武裝起義的會黨分子，革命派也要向他們“發揮興中會之宗旨，及珍總理之生平”，使他們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影響。孫中山強調：“我同誌必須能指揮下等社會有組織之團體，而後於事有濟。”
惠州起義地點三洲田（今屬深圳市），“向為三合會黨淵藪，鄭士良夙為黨中重要人物”。1899年秋，孫中山命鄭士良、陳少白等在香港設立聯絡會黨機關，與廣東三合會取得密切聯係。又命畢永年等再入長江流域，對哥老會各首領進行串聯、發動。11月聯絡會黨的工作就緒後，興中會邀哥老會、三合會各首領集會於香港，與會者有陳少白、鄭士良、楊衢雲、畢永年、楊鴻鈞、李雲彪、事鴻恩、張堯卿、李華棠、宮崎寅藏等十餘人。議定三會結成一大團體——興漢會，公推孫中山為總會長。會後不久，畢永年領楊鴻鈞、李雲彪等會黨首領赴日本會見孫中山，就起義籌備工作進行商談。
1900年6月11日，孫中山偕鄭士良、楊衢雲等自橫濱乘輪船赴香港。6月17日，船抵香港海麵，因港英當局不準其登陸，便在船上舉行會議，研究起義的準備工作。會上決議“由鄭士良督率黃福、黃耀庭、黃江喜等赴惠州，準備發動；史堅如、鄧蔭南赴廣州，組織起事及暗殺機關，以資策應；楊衢雲、陳少白、李紀堂在港擔任接濟餉械事務，日本諸同誌則留港助楊、陳、李等辦事”。
7月16日（農曆六月十二日），孫中山從西貢乘輪船抵香港九龍海麵，又在船上開緊急會議。根據孫中山的建議，決定將在惠州發難的指揮權交給鄭士良，福平誠在香港主持起義籌備工作，陳少白、楊衢雲等負責接濟餉械，畢永年再赴長江流域聯絡會黨，孫中山則轉道日本赴台灣，待起義發動後再設法潛入內地。
在惠州三洲田起義前，鄭士良便“奉總理命經營惠州軍事，所有惠、潮、嘉各屬會黨及綠林首領黃福、黃江喜、梁慕光、黃耀庭諸人俱受節製”。因此，美國史學家史扶鄰說孫中山“選擇惠州作為第二個革命戰役的場所，大概是由於鄭士良的影響。鄭士良是那個地區理想的野戰總指揮。他是歸善當地的客家人，長期以來一直是三合會會員。雖然戰士都是從廣東各地包括香山招募來的，但大多數來自惠州，並且是客家人和三合會會員”。可見，鄭士良及其所聯絡的會黨是影響孫中山選擇在惠州起義的重要因素。由於起義前對會黨做好了聯絡工作，故起義爆發後不久，起義隊伍便迅速發展到2萬餘人，其中大多數為三合會會員，而最初起義的參加者中，三合會會員則占70%。
9月25日，孫中山由神戶經馬關赴台灣。28日抵基隆，旋在台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召集了一批軍事人員，並與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代表後藤新平（當地民政長官）取得聯係。日本政府原想乘機占領福建沿海地區，便假裝支持孫中山的起義計劃，後藤新平“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但在9月底，日本政府經過評估國際形勢後決定放棄這個計劃，於是對孫中山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采取防範、幹涉的做法。
3.吸收新會員，形成新的革命中堅
楊衢雲在香港主要是與陳少白、李紀堂等做接濟餉械的策應性工作。盡管楊衢雲在1895年的廣州起義中備受責難，但他仍希望與孫中山會合，從頭開始。在流亡東南亞、南非期間，他擴大了興中會的影響。在日本活動期間，他參加了橫濱僑界對保皇派的鬥爭，與保皇派一邊合作，一邊又進行鬥爭，積極散發革命傳單，鼓動中國人民起義；為準備惠州起義，他積極奔走。據陳少白說，楊衢雲“精神魄力，勝於常人”。他“到了香港，安頓好家小，日日到報館來辦那籌備軍事的事，無論大小，奔走不倦”，可以說是殫精竭慮，忠誠於革命事業。
在組織上，楊衢雲吸收李紀堂、史堅如等為興中會會員。李紀堂是廣東新會人，係香港富商李隆之子，“得遺資百萬”，參加興中會後，慷慨捐獻，資助惠州起義。所以馮自由在《革命逸史》裏說：“惠州三洲田之役，及《中國日報》曆年之維持，多得其助。”後來，李紀堂在接受訪問時說：“我由楊衢雲介紹加入興中會，惠州起義時，孫中山交款二萬元與我”，“我墊去十八九萬元”，而供給《中國日報》之費，月約八百，年約萬元。這位“出力的朋友”，後來獲得“革命富人”的雅號。史堅如為人“聰明忠實，很有誌氣”。甲午戰爭後，痛感國勢危殆，他曾歎息說今日的清王朝，正如一座破屋，“敗壞至不可收拾，非盡毀而更新之，不為功”。他後來到香港經楊衢雲等介紹加入興中會，積極投身於惠州起義。為了籌措起義經費，他和哥哥史古愚都賣掉了各自的家產。
由此可見，楊衢雲的到來促進了惠州起義的發展，形成了興中會總會新的骨幹核心力量。廣州起義失敗後，陸皓東英勇就義，黃詠商避居澳門，未幾因病去世。而此時李紀堂和史堅如的參加，無疑加強和充實了興中會的核心領導力量。另據惠州起義前夕，由孫中山領銜，與骨幹成員楊衢雲、陳少白、謝瓚泰、鄭士良、鄧蔭南、史堅如、李紀堂8人聯名寫的《致港督卜力書》，書中提出了《平治章程六則》政治綱領。這署名的8人，就是當時興中會的主要核心領導成員。
此外，楊衢雲還奔走於香港地區以及南洋、橫濱之間。1900年4月，楊衢雲到日本，向孫中山報告起義的準備情況，並請示方略。6月中旬，孫中山、楊衢雲、陳少白、謝瓚泰、鄭士良、史堅如等召開軍事會議，商定“由鄭士良督率黃福、黃耀庭、黃江喜等赴惠州，準備發動起義；史堅如、鄧蔭南赴廣州，組織起事及暗殺機關，以資策應；楊衢雲、陳少白、李紀堂在港擔任接濟餉械事務”。在各方努力下，10月8日（農曆閏八月十五日），鄭士良以會黨為主力，在惠州三洲田起義，派兵猛襲新安縣沙灣，清軍潰逃。不久孫中山在台灣得知起義已發動，遂積極準備內渡指揮和籌運軍械支援，並命鄭士良率軍東進閩南。10月19日（農曆閏八月二十六日），起義軍繼屢敗清軍於佛子坳、鎮隆、永湖等地之後，於是日進占崩閡墟。這時廣東地方政府派興中會叛徒陳廷威到香港誘降，楊衢雲對此反革命花招，未及時識破，反以為有機可乘，企圖與之“議和”，並函告孫中山準備接受。這是楊衢雲在惠州起義中犯的一個新錯誤。由於孫中山的堅決拒絕，這種“議和”論調，猶如曇花一現，很快便煙消雲散，幸未釀成不良後果。
10月22日，起義軍轉戰至三多祝時，已發展到兩萬餘人。後在清軍優勢兵力圍攻下，糧餉失繼。是日，日本人山田良政持孫中山手書至三多祝，書中指示：“政情忽變（指日本更換內閣），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為。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鄭士良乃將起義隊伍解散，自率少數精銳退往香港。
史堅如聞知三洲田已先期發動，為了解除三洲田起義軍的困境，決定鋌而走險。他在廣州督署近旁租定一所房子，由鄧蔭南運來炸藥，想炸斃德壽。27日，他連夜挖地，安置好炸藥引爆設施，燃香施放，但是藥線沒有點著。28日晨，他再次燃香，外出觀察。果然一聲轟響，震坍督署後圍牆十餘丈，德壽自床上拋出墜地。29日，史堅如於碼頭被捕。
惠州起義雖然失敗了，卻產生了良好而深遠的影響。這次起義是辛亥革命運動準備階段所舉行的具有鮮明特色的第一次武裝起義，是孫中山力圖以武裝革命手段來實現民主共和國理想的最早嚐試。這次起義以興中會的民主革命綱領為指導思想和奮鬥目標，是一次具有正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反清軍事鬥爭。起義軍取得的勝利，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給革命黨人以巨大的鼓舞，革命黨人必勝的信念大大增強了。故當時孫中山說：“隻要我們有足夠的武器裝備並作好充分準備，就能輕易地打敗清朝軍隊。”因此黃興認為“堂堂正正可稱為革命軍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
惠州起義代表了時代的進步方向，起到了喚醒國人的作用。起義以活生生的實踐，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種子播撒在東江大地上，把資產階級革命派舍生取義的光輝形象，深深地銘刻在廣大人民的心坎上，並在有識之士中扭轉了反清革命是大逆不道的看法，因而備受人們的欽佩。當時不少人也是受此影響而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故廖仲愷把1900年惠州起義看作是喚醒國魂的行動。他指出起義群眾用自己的頭顱和鮮血，起到了使國人驚醒的作用。孫中山對此亦給予很高評價。他說：“經此惠州起義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餘輩為亂臣賊子……唯庚子失敗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有誌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矣。”
三、黃岡起義和惠州七女湖起義
黃岡起義和惠州七女湖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後，在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啟迪和影響下，由南洋華僑同盟會發起和領導的兩次較有影響力的反清武裝起義。這兩次起義“負責、聯絡、發動、財力與一切供應，均為華僑”。
1.起義準備：輿論、籌餉和選派人才
20世紀初，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和武裝起義，席卷全國，聲勢浩大，震撼了清政府的反動統治，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麵對這一形勢，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主觀上也作出了戰略安排。早在1904年，孫中山就選定南陲作為發難之區，擬“先取中國南部數省為根據地，然後進窺北部”，並為此做了大量的籌劃工作。
1905年夏，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為貫徹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基本主張，選擇在粵、桂、滇先行發動武裝起義。毗鄰這三省的南洋地區，因華僑眾多，素有愛國愛鄉傳統，又有許多人支持反清革命鬥爭，由此便成為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領導多次起義的策源地。
孫中山曾幾次到新加坡同革命黨人一起謀劃起義。1905年6月中旬，他從西歐坐船東歸經新加坡時，與張永福、陳楚楠首次會晤。張永福是祖籍廣東饒平的富商，陳楚楠是受張永福所聘主編《圖南日報》宣傳革命的福建廈門人。兩人首先彙報許多愛國僑胞已傾向革命派，並有革命黨人回潮汕、閩南地區發動起義的情況。孫中山聽後當即讚揚：“僑胞埋頭苦幹的實際行動好，卓有成績！”他對已在潮州準備起義尤其讚同，認為那裏是粵閩邊界地，進行武裝起義的回旋餘地大，勝算也大，如能成功會產生大的影響。他囑咐張永福、陳楚楠等從輿論宣傳、籌措軍餉和物色人才三方麵加緊準備。
自此，新加坡革命黨人更加重視輿論宣傳，廣泛發動華僑支持革命派。當時的新加坡是康有為、梁啟超保皇派之重地，其黨人很多，勢力也大。他們為爭奪輿論陣地，通過抽簽和擴充股份的方式接辦《圖南日報》，並將其改名為《南洋總彙報》，成為保皇派的喉舌，與革命派對壘。張永福、陳楚楠和張永福的外甥林義順等人與之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一方麵，翻印了鄒容的《革命軍》1萬多冊，大部分在南洋各埠廣泛流傳，另有一部分秘密傳回粵、閩等地。1904年，林義順攜《革命軍》500本回潮秘密散發，黃乃裳也“攜五千冊回國擔任實行工作”。
由是嶺東一帶“端賴是書傳播……覆滿之心，遂稍普（遍）”。同時一批受過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影響和教育的革命分子，早就在黃岡一帶進行活動，宣傳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這對於黃岡起義的興起也不無積極意義。1907年初，謝逸橋自越南歸國，向潮、梅各縣“力倡革命救國之說”，不久又在鬆口堡創設師範講習所，傳播革命思想，由此“上而閩之汀漳，下而潮梅各縣，學子相率就學門下唯恐後”。這樣海內外革命思潮互相激蕩，促其彙成大潮，為起義的醞釀和發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另一方麵，革命黨人抓緊籌備出版《中興日報》，宣傳革命反清思想，同《南洋總彙報》開展論戰，消除保皇派反對革命的思想影響。經過此番宣傳鼓動，南洋的革命風氣大開，越來越多的愛國華僑唾棄保皇派而轉向革命派，為反清革命出錢出力。新加坡的潮籍僑胞知道革命黨人正在準備潮州起義，在張永福、林受之、沈聯芳、許雪秋等人慷慨捐款的帶動下，不少中產階級以下的富戶和小商人及一般工人都踴躍捐款助餉。據新加坡同盟會負責人張永福記載，當地華僑得知國內要舉行起義（黃岡起義），每10天左右開一次會，研究和通報情況，並進行籌款。每次與會的同誌不過三四十人，捐資“竟有數千元的成績”，到黃岡起義爆發時已捐獻3萬多元。林受之是南洋華僑捐款資助革命的模範，多次捐款，見諸資料記載的至少有2.3萬元，還有幾次捐款沒有統計數字。他因為革命慷慨捐獻大筆款項，甚至“連兩位夫人的私房錢也都獻出”，以致“兒女眾多，無力使之一一完成教育，隻得分散在南洋各埠以自食其力做傭工為生”。趙釣溪等革命黨人還奔走南洋各埠向華僑募款。黃岡起義的經費主要由新加坡華僑承擔，而其中捐款踴躍、數量較大者多為潮籍華僑。
惠州七女湖起義，新加坡、馬來亞華僑捐款數目未見確切統計，但起義前夕革命軍發行的債券，吉隆坡和霹靂等地華僑均大量購買。1907年經許雪秋之手在南洋發行的200張麵額100元的債券，計2萬叻幣。這批債券主要用於黃岡起義和七女湖起義。根據當時的情況可以斷定，這批債券等於無償捐款，僅此可以反映新加坡、馬來亞華僑對七女湖起義的捐款情況。有資料記載，南洋華僑捐款助餉的數量，占同盟會發動六次武裝起義包括潮州黃岡起義和惠州七女湖起義所用經費的一半。
1905年，在香港成立了“兼營西南各省軍務和黨務”的同盟會香港分會，作為在潮、惠、欽、廉四府並舉的組織和領導機構，負責具體製訂起義計劃和戰略事宜。1906年4月初，孫中山又到新加坡，促成當地建立同盟會分會，以承擔起義經費和槍支彈藥的籌措任務。並且推選張永福為會長，陳楚楠為副會長，首批入會的有20多人，潮籍華僑占近一半。南洋潮籍華僑與許雪秋、陳芸生、張永福等丁未黃岡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參加者，就是新加坡“星州同盟會”的第一批會員。隨後，孫中山委任許雪秋為中華革命軍東軍都督，這是同盟會成立製定革命方略以來，孫中山依據方略委任的第一個都督，並頒賜鷹球圖章，賦予其親自創製之青天白日旗旗徽式樣，以備將來起義之用，責成在“潮、嘉等地相機發難”。黃岡起義就是由潮汕革命黨人許雪秋等人經過多次籌劃發動起來的。
許雪秋（1875—1912年），廣東潮安人，幼時隨父在南洋經商致富，同時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心懷“逐滿興華舍我其誰之誌”，早有暗結會黨，倡導革命之跡。1904年10月，許雪秋邀黃乃裳、陳芸生等回國，立誓傾覆清朝統治，在潮州黃岡等地“暗結同誌，極力宣傳”，使“各界誌士聞風來歸”，並預計在1905年4月19日發難。但由於計劃泄露、準備不周而告流產。許雪秋乃遠涉南洋，籌備再舉。
這次許雪秋自得到孫中山的直接指令後，便著手組織第二次武裝起義。陳湧波、餘醜（既成）原為黃岡三合會會員。許雪秋、陳芸生從新加坡回國，便聯係他們加入同盟會，然後通過他們在黃岡、浮山一帶發展會員，壯大革命力量。到1907年初，僅饒平黃岡鎮已擁有會黨1000多人。秘密總機關設於黃岡鎮擔水巷二號“泰興號”。1906年底，在萍瀏醴起義的鼓舞下，許雪秋邀集黨眾骨幹密謀起義，決定在1907年2月19日（農曆正月初七）借春節清兵疏於防備之機再舉義旗，並安排了各部的具體行動方案。起義計劃突擊潮州城；另派餘既成、陳湧波、餘通等在黃岡發動革命黨人舉義響應。然而這次起義終因“所聯絡的同誌缺乏真正的革命感情”，加上氣候惡劣，狂風暴雨，起義隊伍無法按時集結而告流產。事後，許雪秋到達香港，向香港總部彙報了兩次起義流產之經過，並按孫中山的指示，決定靜待“惠潮兩府同時並舉”。第二次起義雖未成功，但對革命群眾的鼓舞很大。
同年冬，孫中山欲加快武裝起義之步伐，為了靠前指揮，他帶上胡漢民、汪精衛等核心人物，離開東京同盟會總部到達越南河內。1907年3月，孫中山“遷革命策動機關於河內甘必達街61號，專經營粵桂滇三省軍務”，親自擔任南陲起義的最高領導。孫中山在旅越華僑中募集起義經費，並派許雪秋、餘既成到潮州，鄧子瑜到惠州，組織起義。4月，孫中山又特派胡漢民、汪精衛到香港協助馮自由展開工作，具體指導廣東的黨務和軍務工作。孫中山還考慮到，準備參加起義的同誌大多是三合會會員，他們的組織紀律性較差，又有會黨習氣，會影響戰鬥力，因此決定由東京總部機關選派一批留日學生和南洋華僑知識界的同盟會會員到潮州協助起義。這個決定標誌著孫中山在革命動力問題上的轉變，從依靠會黨轉向依靠廣大留學界和國內知識界（包括新軍）。這次被派遣的是喬義生、方漢城、方瑞麟、方南崗、王斧、郭公接、張煊、李思唐、謝良牧、謝逸橋、李次溫、張俞人、方次石等人，其中潮汕籍和福建籍占多數。他們抵潮後被安排參與起義的領導工作，使領導層滲入知識界的進步分子，改變了以會黨頭目為主的狀況。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這一係列活動，為黃岡起義的發動做了重要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