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麵對中美人權鬥爭的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美人權鬥爭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中美人權鬥爭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變化。
美國的人權外交完全是服從於它的全球戰略的。中美之間在人權問題上的鬥爭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發展變化。由於美國對共產主義的敵視，中美早期在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就在人權問題上有過摩擦。到了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霸權達到白熱化的程度，蘇聯在世界上顯得更加咄咄逼人，中美兩國都麵臨著蘇聯的威脅。在這個時候，美國雖然反共，但為了聯合中國對付主要的敵人———蘇聯，並沒有在人權問題上給中國找麻煩，而是盡可能地回避這個問題，盡管那時候中國正處在“文化大革命”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後人權狀況最差的時期。正如1990 年5 月鄧小平在會見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時所說，講到人權問題，1972 年尼克鬆第一次訪華時，中國仍處在“文化大革命”災難之中，連我本人的人權也說不上，為什麼那時美國不講人權問題。可見，美國提不提人權問題，完全是根據美國全球戰略的實際需要。
中美建交後，直到1989 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政治風波之前，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雖然逐漸突出起來，但這時美國人權外交的主要矛頭仍然是針對蘇聯的，因此，中美之間在人權問題上的矛盾還沒有對兩國關係造成太大的危害。
1989 年，發生了影響中美關係的三件大事：一是當時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兩國關係恢複正常化。二是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三是美國總統布什和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舉行會晤，為“徹底結束冷戰”而努力。這些事件表明，維護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開始動搖，中美之間在社會製度和價值觀念上的矛盾凸現出來。美國的全球戰略是，在全球推行其社會製度和價值觀念，把世界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而中國在蘇聯解體以後就成了美國稱霸世界的障礙。1991 年12 月12 日，克林頓在美國一所大學發表的題為《美國安全的新契約》的講話中就說過，冷戰時期，中國是抗衡蘇聯的砝碼，但是現在，我們的對手已經認輸，再打中國牌已毫無意義。我們應當運用我們的外交和經濟手段，使走向民主化的國家獲得實際的幫助，使拒絕民主化的國家付出更高的代價。因此，1989 年以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美國便把主要矛頭對準中國，對中國加強人權攻勢。這與美國的全球戰略是分不開的。
盡管如此，但國際形勢的某些局部變化也會影響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鬥爭。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至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共召開了13 次會議。有3 次沒有在會議上搞反華提案就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一次是1990 年夏，發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件，美國為了使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不投票反對對伊拉克動用武力的授權，因而沒有在1991 年第47 屆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提出反華提案。另一次是1998 年聯合國第54 屆人權會議。一方麵，由於美國的盟國———歐盟宣布，在該年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不僅歐盟集體而且所有的成員國將既不提出也不聯署針對中國的提案，美國比較孤立。另一方麵，克林頓準備當年6 月訪華，為了給克林頓訪華創造一個比較好的氣氛。1998 年3 月，美國正式宣布將不支持每年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提出的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由於美國態度的改變，中美兩國避免了在聯合國1998 年第54 屆人權會議上的對抗。人們以為，美國從此就不會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提出反對中國的議案了。但後來的事實是，美國仍然每年都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搞針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反華提案。還有一次是2002 年第58 屆人權會，由於美國不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正式成員，不可能提出任何議案，其他西方國家也不願提出反華議案。因此，在這一年的人權會上，中國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人權會上避免了一場衝突。
2001 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緩和了對中國的攻擊，但仍在這個問題上敲打中國。就在“9 ·11”事件發生後不久，美國總統布什在上海參加APEC 會議時，還對江澤民說：不要借反恐迫害少數民族。可見，美國不會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善罷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