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以後，報刊上發表過很多悼念死難同誌的文章，我卻始終沒有動筆寫文章悼念我所懷念的死難戰友。加年的不幸使我與他們疏遠了，許多新的情況不了解，許多舊的情景模糊了，某些“關係”牽製得不好說話，刻畫性格和抒發感情又不易，自己“改正”後要做的事情太多——這都是我未能動筆的原因。近年來精力衰退了，對許多想幹的事情不能不總是“且聽下回分解”，不知不覺就犯了老年人愛回憶往事的毛病。
曆史在咀嚼著生梧的讖味，大地上浸透了歡笑與眼淚。
消逝的未必會全都消逝，泥土在撫慰著衰草的根須。
瀧出的如果是滾熱的血液，終歸會給人間添一點生機。
這是我的一本被冷落了20餘年的長篇小說有幸再版時，我為它寫的幾句卷頭詩。我想，這詩也可以用來說明我對於那些不幸逝去的人們的心情。
我常常想念肖也牧，雖然我與他之間交往並不算多，相知也不算探。這原因，大概是跟“最早”二字頗有關係。有四個“最早”：他是解放以後最早受到批判的作者；他的《我們夫婦之間》是我經手發表的最早受到批判的作品；他和我都曾經最早對這一批判多少表示了一點意見；在我被“劃”掉了的20年中，他是最早（其實也是唯一）向我約稿的人。
在戰爭年代裏，他在晉察冀邊區作群眾工作和報紙工作，我在晉察冀的華北聯合大學工作，不記得是否跟他見過麵，也許隻是從報紙上看到過他寫的通訊，才知道他的名字。解放以後彼此是怎麼相識的？也不記得了。隻記得他幾次約我去中山公園的茶室喝茶，跟我談論他的寫作構思，征求我的意見。那時他頗有些青年氣，單純、直率、隨便，對自己頗有信心。
於是他給我寄來了《我們夫婦之間》。
我知道，老幹部進城以後，對文化低的勞動人民出身的妻子漸感不滿。這樣的事決非個別。（我們夫婦之間）原稿的文風非常樸實、自然、簡練，字跡也十分工整清秀。那時《人民文學》來稿的水平很低，不作修改就可以發表的稿子幾乎沒有，收到這樣主題新明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動，立即選送主編審查，在《人民文學》上發表出來了。作品是不是對夫婦雙方都多少有點不適當的描寫呢？因手邊沒有原刊物，不及查考。但無論如何，作品沒有重大原則問題，是可以肯定的。
我和他當時都萬萬沒有想到，這篇批判“忘本”思想的小說，竟對他以後的命運和文壇的空氣產生那樣大的影響！
現在，在事隔幾十年以後，我不由得會常常想到，他跟他的妻子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極好的。但小說是用第一人稱寫的，而且給人以非常真切的感覺。作者一點也不顧及別人可能產生的聯想，這在解放初期那種政治氣氛和道德氣氛下，不能不說是需要一點勇氣。
從此，直到1956年夏天，我跟老肖隻接觸過三次。一次是他來約我為新創辦的《紅旗飄飄》從刊寫稿。第二次是來讓我看《紅旗譜》的原稿，讓我提供一點參考性的意見。兩次接觸中我都沒有問過他對受批判的感想和看窪，以及批判對他的處境有什麼影響，雖然我在暗暗為他難受。為什麼不問？也許是不願意觸及他的內心的傷疤，但更主要的是他那坦率真誠的態度一如既往，向我約稿時那麼耐心，請我看稿時那麼誠懇，好像並沒發生過對他有什麼影響的大事。
第三次-1956年夏天，他給我送來一篇他自己寫的短文章，題目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感得好！有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誠懇地承認過去那次批判對他有益的一麵；二是說了一些他被批判以後到處難以見人的情況（但寫出的比他當時跟我談到的要少）；三是由此提出建議；文學評論不要把自己人當做敵人來打，要采取與人為善的態度。
當時我問他；是不是對遭遇和建議說得不夠？為了有益於改變文學批評的風氣，是否可以作點修改？他同意我的意見，要我看情況替他修改一下：”由你全權處理。”
於是我替他作了一些修補，發表在1956年7月號的《人民文學》上了。
從此我們就再也沒有來往。一直到相隔20餘年以後的1970年，我才知道他也在1959年被補劃為右派，而且在十年浩劫中遭受了非常慘酷的不幸。1956年發表的、經我作過修改的那篇《有感》，是不是他被錯劃的原因之一呢？我一直有這種猜測。並有負疚之感。我所知道的，隻是（對肖也牧……<；有感>；一文的修改情況），在1958年成了批判我的材料之一，被編印在一本（秦兆陽言論）中，在一定範圍內加以散發。
這也許也算得上是曆史上的一件小小的“史實”。為了讓今天的讀者明白真相，也為了紀念肖也牧同誌，特將我的（修改情況）節錄於下。
原文：“我認為……這一次批評的實給我帶來了不少好處，也使大家得到了益處……”秦改為：“從我自己的切身經驗來看，過去那次批評一方麵固然給了我很大的教益（這是我一直到今天還十分感激的）；另一方麵卻又因批評文章有不夠完全妥當之處，而對我和讀者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原文：“以上所說的……對我……的批評，多少有點用‘一棍子打死’的辦法來對待一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