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7月25日被宣布開除黨籍。從此我才知道帽子壓在頭上的滋味。人走到哪裏帽子跟到哪裏，每個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還不在於“戴上”，而在於“取消”，取消了黨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內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敵人，心被摘掉了！靈魂無依了！——這一切都壓在精神上！所以，1961年11月宣布摘掉我的帽子以後，當個別朋友暗地裏祝賀我的時候，我說：“我並沒有感覺到輕鬆一點，愉快一點。”因為，並沒有還給我那被取消了的最寶貴的東西，我的心並沒有歸還原處，我的靈魂仍無所依，我的生命仍無寄托。雖然拚命工作能夠彌補一點內心的空虛，但那不過是暫時的，是一種勉強安慰自己的辦法。我不能像有些人那樣，“隻要努力為革命工作，像一個最好的黨員那樣工作，就仍然是個共產黨員。”不，我沒有這樣堅強，我是個不斷地用痛苦對自己進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在1961年11月脫帽以前，我不知道痛哭過多少回，脫帽以後，直到1979年3月“改正”為止，十幾年中仍然痛哭過無數回，有兩三次哭成了嚴重的眼病！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板大先生”。這是從幼年時代就養成的。
遇事“較真”的認死理的性格，參加革命以後，黨又培養了我這種“認真”的性格。
所以，1962年春天從柳州機械廠被調回南寧以後不久，我就向黨組織提出了請求：”即使是讓我重新入黨也可以……”
可是，一年、兩年過去了，沒有得到黨組織的任何答複。
1964年夏天，我實在不能再忍耐再等待了，趁老伴回北京度暑假之機（當時她在柳州某中學工作），我也請假回北京看望孩子們，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想趁請假的機會向上級探詢一下入黨問題是否有希望解決。
“xx同誌，請你很坦率地告訴我吧，像我這樣的人，到底還有沒有可能重新回到黨內來？如果根本沒有可能，我就死了這條心，也許內心的痛苦倒可以減輕一點……”
“你到了北京以後，去見見A同誌吧。”
“我向來不習慣於看望地位高的領導同誌，而且他一定很忙，不容易見到。”
“一次見不到，兩次；兩次見不到，三次；多碰幾回釘子，總會見到的。”
這是我向廣西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長請假時，互相間的一段對話。
接著，我又去找自治區的文化局長請假，並且趁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不料，局長的回答竟跟上述宣傳部長的回答一模一樣，兩人像是對過口徑的。
“怪呀！”我想，“也許我的入黨問題關鍵在於北京的A同誌是不是點頭吧？”
回到北京以後，矛盾啊！我的事就是他們製造的呀！現在我想重新回到黨內來，還要去哀求他們嗎？所以我一拖再拖，從7月拖到了9月，老伴不斷地督促我，責備我：“你這幾年千痛苦萬痛苦，現在廣西的領導同誌給你指出了一條明路，還不老著臉皮去找一找？為了黨籍問題，什麼東西不可以犧牲？”
9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終於下了決心：去！先到xxx胡同xx號去找我最不願意見麵的B同誌，為的是打聽A的地址。離開北京已幾年，誰知道A搬到哪兒去了？沒想到，B不在家。我隻好到隔壁c同誌處坐了一會。當時，從報刊上看到，正在大批《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全國文聯正在“整風”。所以c同誌告訴我：
為了適應整風的需要，他耍帶領一部分文藝幹部到山東曲阜縣下鄉搞“四清運動”。那個縣農民生活很苦，要“三同”，他有胃病，很擔心吃不消……他談得很坦率很親切，像不知道我是個“脫帽右派”（這使我至今想起來仍很感激，那時候，隻要有一點點溫暖，就會使我心裏發熱，就會終生不忘）。他並且把A同誌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也告訴我了。我感激不盡地告辭出來，沒想到，正好在門道裏碰見了B同誌剛從外麵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