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批評所引起的種種事情，所形成的一種空氣，確實是銀可怕的。”秦改為；“以上所說的……批評，我以為多少有點對待敵人的…棍子打死的味道。這主要倒不在於……給被批評者的刺激，主要的是它所產生的更廣泛更深刻的後果，使被批評者再也不能複活，並且給其他作者造成一種無形的威脅。”
在肖的原稿中談到自己出去作組稿活動時不敢用肖也牧的名字，秦在後麵加了一段描寫：“甚至我到某些機關去辦事情，會客單上填寫的是我的真名（吳小武）而不是肖也牧，不知怎麼竟也有人知道，窗戶外麵竟會出現許多好奇的、含有輕蔑神氣的眼睛，和‘肖也牧，肖也牧’的聲音。……隻有一個人壞到了成為‘賴皮狗’和‘敵對階級’時，人們才決不會原諒和信任他。”
下麵秦還刪掉了一段，內容是；組織上要肖寫英雄羅盛教的事遵，但又不準他去朝鮮前線收集材料，而是派別人去代勞。
這裏要作幾點說明：一、我的修改在於強調批評所引起的社會效果，但並未減弱肖也牧“誠懇接受”的態度，相反地有所加強——是為了“站住腳跟”好提出建議。二、最後的那段“描寫”並非我的臆造，而是肖也牧當時對我“舉例言之”的。三、不準他去朝鮮前線的一段其所以刪去，是考慮到也許會引起他所在單位的反感而對他不利。四、即使是讀一下上述的節文，也可以看出肖也牧是誠懇地想用自己的現身說法來促進“雙百”方針更好的得到貫徹。我認為，我和他都是倒黴在這一類的誠懇和認真上。
1958年以後，我跟他就天各一方了。
1968年春夏之間，我在廣西柳州，忽然接到青年出版社編輯部的一封約稿信。是由於看到了《廣西文藝》上連載的我寫的《兩輩人》，頗為讚賞，希望寫完以後給該社出版。被劃成右派後還有出版社向我約稿，這真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我當時估計，這很可能是肖也牧起的作用，因為隻有他知道我有很多戰爭年代的素材，立誌要寫一部反映抗日戰爭的長篇小說；也隻有他知道，他的老友這時是多麼需要安慰和支持；也隻有我知道，他這樣做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人之相知，在於心有靈犀一點通啊！直到粉碎“四人幫”
以後，才從別的同誌那裏得到了證實，我的估計是對的。但當時我沒有給青年出版社回信——原因和心情，正與他之不能去朝鮮前線的道理相近似——我當時倒是頗有自知之明的。
1958年初，當我正開始被批判時，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同誌召開全體幹部會議，宣布作家協會的“大躍進規劃”。會後，我出於對大躍進的盲目熱情，寫了一篇數千言的《建議書》交給了黨組。總的意思是建議加強文學工作的社會性和群眾性。具體辦法是：組織一些作家去工廠、農村、機關，幫助老幹部寫革命回憶錄，協助群眾寫工廠史和農村史。後來，在我20年的不幸中，為了尋求精神支柱，解除內心的苦悶，許多革命回憶錄就成了我如饑似渴的讀物。而讀得最多的，則是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專門刊登革命回憶錄的《紅旗飄飄》。直到1979年我跟原在青年出版社工作的一位編輯同誌談起肖也牧來，才回想起：原來這個刊物是肖也牧和另兩位同誌在1955或1956年創辦的，那時他曾經找我約過稿。
肖在上述《有感》一文中說自己是好人，這“好人”兩個字，可以說是他對自己的看法的天籟之聲，是理直氣壯而又當之無愧的。
試想一想，全國解放初期，他自己遭受了極大的挫折以致於成為社會上的“無麵目焦挺”以後，竟然最早地創辦了一個發表革命回憶錄的刊物《紅旗飄飄》。如果他心裏沒有一杆經常飄動的紅旗，能夠竭力地開創這一工作嗎？他在編輯工作中辛勤的勞績，認真的態度，對青年人的耐心幫助，直到今天，仍然使得在他下麵工作過的同誌懷念不已。他從來沒有權位之心和名利之念。他隻知道工作。劃為右派以後，仍未放下手中的筆。
也牧同誌哪裏會想得到，我們無數先烈用鮮血染紅的紅旗，竟會在奪取了全國勝利的若幹年以後，被反革命的野心家們奪了過去，換成假的紅旗，肆意殘害那些高舉真紅旗的同誌，包括你肖也牧在內！
嗚呼也牧！生如力耕之犢，殞如風中之燭。未竭忠誠之心，遽遭無妄之咎。生之年汝知我而我不汝知。死之後我知汝而難通款曲。每念及此，悵惘如癡。但願曆史教訓永誌不忘，曆史餘毒立即消亡！
1985年7月9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