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與《第一爐香》重重疊疊的藕斷絲連，遠超過了後者對前者粗糙膚淺的模仿：葛薇龍不惜犧牲自我來嫁人，像李瓶兒、潘金蓮，而那心甘情願從娼養夫的方式，又像王六兒等等。張愛玲想必深深同意了《金瓶梅》的人性看法，以及飛蛾投火情愛模式在實際人生發生的可能性，才在這種文化脈絡的因襲與承接裏，從容不迫地、侃侃而談地，寫了《第一爐香》這麼個錯綜複雜的故事。《談女人》這段話似乎可以作為她對王六兒、葛薇龍所下的腳注：“正經女人雖然痛恨蕩婦，其實若有機會扮演妖婦的角色的話，沒有一個不躍躍欲試的。”
3
《金瓶梅》與《第一爐香》最大的差異在於因果報應觀念之有無。前者強調因果報應、罪與罰、前世來生。故事人物的生活也多少受到那些觀念的籠罩：捐錢修佛寺（西門慶）、印贈佛經（西門慶、李瓶兒）以贖罪孽，吳月娘明勸西門慶積德節欲等等。他們並不一定受惠於那些佛家教誨：潘金蓮、龐春梅一味貪求、不畏天懲；西門慶自以為做了那些善事以後，再奸再壞都不會受到報應了。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作者對佛家訓言的篤信：王姑子來西門慶家講解禪宗五祖的故事，觀眾並不熱衷地聽，講經的尼姑本身修行功夫也頗有可疑之處，然而作者堅持讓那個故事說完。普靜禪師最後度化吳月娘，神奇佛法之施展裏也看不出作者的勉強、譏諷或懷疑。
相對地，《第一爐香》就不講因果報應，因為罪的認定並非故事的主要目的。作者注重當事人對自我處境的自況能力，而且那些自我省視與前世或來生無關。葛薇龍“詫異她的心地這般的明晰，她從來沒有這樣的清醒過。她現在試著分析她自己的心理，她知道她為什麼這樣固執地愛著喬琪”。
張愛玲小說人物的自況，不一定在情愛模式裏運作，有時是女人處世求生的一種本能。舉兩個例子，《金鎖記》心理變態以後的七巧，“有一個瘋子的審慎與機智”；《浮花浪蕊》洛貞對範妮和盤托出艾軍滯留不來香港照顧妻小，次日清晨立即由範妮母女對話“知道一定是怪她老處女愛搬嘴，惹出是非來”。
這種自發性的處境評估能力出現之間距與長短都無可預測，並非有組織的、累積漸進的、理性的、有效的、提高婦權、改善婚姻的思維或行為。在極端的例子裏，如《金鎖記》七巧和《怨女》銀娣，自覺能力和瘋狂、愚昧的報複並駕齊驅，不曾與她們內在的非理性兩相製衡。在溫暖的例子裏，如《留情》敦鳳明明在婚姻裏占了上風，卻仍然耿耿於懷她不能徹底控馭丈夫米先生對發妻的牽掛。
葛薇龍的自覺能力值得特殊的分析與解釋。她初到姑媽家就發現姑媽在外麵“原不很幹淨”的名聲“竟是真的”，想到自己“平白來攪在渾水裏，女孩子家，就是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決定住進姑媽家時還自持“隻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禮相待”等等；下嫁喬琪喬之前也曾企圖離開香港回上海，可見她具有基本的是非善惡之心。然而她的去留終於決定於生活物質條件以及委身嫁人之強烈意願。這種道德對錯感知十分微弱，不足以匡正她的行為，所以如果我們說她良知未泯，那良知與王陽明學說裏的良知觀念——“知而不行，隻是未知”——相去甚遠。這種弱勢良知其實是張愛玲小說人物那種旁觀自身言行的醒覺的另一種表露，並非左右行為抉擇的強烈的道德意識。
即使有這些限製，個人的心智能量在《金瓶梅》與《第一爐香》的兩相對照裏，基於兩個理由，仍需視為重要的突破。第一個理由：這是《第一爐香》呈現自願從娼心路曆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