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大約作於一五六八至一六○二年間見秦亢宗主編《中國小說辭典》，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初版，頁一三一。，早《第一爐香》三百多年，具有“溫柔敦厚的古中國情調”的葛薇龍，居然重複了那個飛蛾投火的情愛模式。兩個故事這項雷同著實令人驚訝。
《金瓶梅》明言飛蛾投火，《第一爐香》故事開端就布設了一個重要的“火”的意象。梁太太家：
牆裏的春天，不過是虛應個景兒，誰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牆裏的春延燒到牆外去，滿山轟轟烈烈開著野杜鵑，那灼灼的紅色，一路摧枯拉朽燒下山坡子去了。
當時葛薇龍初訪梁太太家，豈不是挺身投入了那火坡火院裏去？她下一次來，由父母雇用的陳媽陪著搬進梁太太家。梁太太聽見侄小姐來了，立即想到“真金不怕火燒”的俗語，而且她心裏的“真金”實指葛薇龍。惹火燒身勢在難免。喬琪喬與葛薇龍初試雲雨之夜，“那月亮便是一團藍陰陰的火”。故事結尾時，喬琪喬與葛薇龍到灣仔新春市場看熱鬧，滿街亂糟糟地花炮亂飛，使她旗袍下擺著上了火。喬琪喬笑喊道：“喂！你身上著了火了！”他說她“身上”——而非旗袍下擺——著火，那投了火的飛蛾豈不是真的在火裏熊熊燃燒了起來？
我們無法證明“龍”與“蛾”兩字意義相等。兩字的共通性在於皆為動物名稱。張愛玲以動物名稱來命名女主角的例子不多。如果飛蛾投火真的是本篇小說的內在敘事模式，作者就大有可能刻意采用動物名稱來命名葛薇龍。在文化脈絡裏，飛蛾搖身一變，成了薇龍，自然是很有意思的文學聯想。
《金瓶梅》情愛模式的兩項底線性質，自願性與現實性，在《第一爐香》裏昭然若揭。葛薇龍自願下嫁喬琪喬，並非全然純情或無知。她承認自己貪圖梁太太家的物質享受與交際排場，“她對於這裏的生活已經上了癮了”。喬琪喬對異性頗具吸引力。水晶對他的批語是：“用九○年代新新人類的詞彙來形容，喬琪喬就是酷，也難怪梁太太一家大小，還有丫頭睇睇、睨兒都對他愛得發瘋，都想把他視作禁臠，據為己有。”見水晶《昔日戲言身後事——解讀〈沉香屑——第一爐香〉》，收入《張愛玲未完》，台北大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初版，頁一四八。在情緒上，喬琪喬是“唯一能夠抗拒梁太太的魔力的人”，梁太太又誘搶了葛薇龍“有過一點特別的感情的”同學盧兆麟；所以嫁給喬琪喬，葛薇龍感到報償性或報複性的快慰。從他們婚前初嚐禁果帶給她身心的舒暢來看，她確實也在他身上得到性愛的滿足。我們無法完全不提生理的需求與供應在這種情愛模式裏扮演的角色。李瓶兒、潘金蓮也在婚前與西門慶數度雲雨。
《金瓶梅》情愛模式的三項缺限，《第一爐香》也都具備。前頭兩項，婚前的半盲目以及婚後無力改善婚姻，在《第一爐香》——以及《半生緣》曼璐曼禎姊妹、《紅玫瑰與白玫瑰》煙鸝——都不言而喻。那第三項缺限，女人為婚姻高度犧牲的必要性，值得我們特別留意。葛薇龍原先想象婚後兩人的謀生方式：“即使他沒有錢，香港的三教九流各種機關都有喬家的熟人，不怕沒有出路。”沒料到必須答應他行娼賺錢，才促使梁太太出馬說服喬琪喬娶她。葛薇龍的墮落，就是她嫁喬琪喬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在這個情愛模式裏，那項根深蒂固的犧牲自我的認可，就是葛薇龍使自願從娼合理化的原因。
葛薇龍不是張愛玲小說裏為婚姻而壯烈犧牲的唯一例子。《半生緣》曼璐為了討好丈夫祝鴻才，不惜親生妹妹曼禎的貞操與自由。那個情節與《第一爐香》梁太太以葛薇龍或其他年輕女孩為勾留老相好司徒協的祭品，頗為類似。《色，戒》王佳芝最慘，離婚嫁尚遠，就為了情人而喪生。
《第一爐香》喬琪喬和葛薇龍在故事結尾的婚姻關係，丈夫靠妻子賣淫為生，在《金瓶梅》也有前例可循。王六兒與西門慶通奸自然是一女事二夫的局麵，在丈夫韓道國的合作之中收取西門慶的錢財。西門慶死後，朝中事發，韓道國一家三口逃回濟南府，王六兒、韓愛姐母女一路上已“做些道路”，在臨清碼頭上住定，韓愛姐迷戀陳敬濟而拒再行娼，韓道國與王六兒卻“索性大做”夫唱婦隨的私娼生意。王六兒母女在兵荒馬亂之際行娼謀生，不能完全說是心甘情願，《金瓶梅》作者的責備主要在韓道國身上：這個人“靠老婆衣飯肥家”。
為喬琪喬定位，像現今文評家那樣隻注意到他對女人的吸引力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留意到他娶葛薇龍的動機以及婚後實況都是靠妻子賣身賺錢。故事結尾喬琪喬在夜市場“優遊自在”，近似《色，戒》易先生於槍斃王佳芝諸人之後的洋洋自得，都顯現男人的殘忍與不負責任。然而張愛玲采取了《金瓶梅》作者對韓道國的態度，表麵上對這些男人冷然不加鞭撻，其實嚴若冰霜，正表露了道德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