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柯靈《遙寄張愛玲》明言讀過唐文標《張愛玲研究》。前引唐文標“上海孤島”的文字就見此書。柯靈必然知道“上海孤島”與他親訂的上海“孤島”有別。他不沿用唐文標的術語，不予辯解，反而為張愛玲在上海的寫作環境做了以下按語：
……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隻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收入鄭樹森編選《張愛玲的世界》，頁一二。《遙寄》善意回應唐文標《張愛玲研究》。兩人於一九八四年一月在香港見麵。同年四月十二日唐相當恭敬致柯信談張。同年十一月《遙寄》定稿。見柯靈《文苑漫遊錄》，香港三聯，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頁六一～六四。
這段說詞過於簡短，易生誤導。我們必須注意兩點。其一，“上海孤島”的獨特性仍有待學者進一步確認。抗戰期間中國淪陷區頗廣，除了上海，淪陷的大城還有北平、天津、南京等。上海文化活動或許與眾不同，但是在諸城比較的脈絡裏如何凸顯，迄今仍無學術報告。僅靠柯靈一人扳著指頭計算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與大後方隔離以及不能公然抗日等淪陷區的共通性之外，指出上海專具的特質，才能夠為它的唯一性結案。
其二，“上海孤島”字麵所影射的隔絕有其明顯限製。這個時期張愛玲文學在文化跨越、信息流通、思維方法各方麵，並無與世絕緣的現象。何杏楓曾指出張愛玲寫作常具跨文化的中介姿態：“寫於上海的文化評論是‘向外國人闡釋中國人’，寫於香港的小說則是為上海人闡釋香港人。兩者同樣帶有以陌生化眼光觀察自身所處地，並向他人作翻譯解碼的意味。”何杏楓《“謔而虐”析論——並談張愛玲的翻譯因緣》，收入黃德偉主編《閱讀張愛玲》，香港大學比較文學係，一九九八年，頁二○八。此文所舉例證為一九四三年為上海英文月刊《二十世紀》撰稿介紹中國文化，以及自稱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都在抗戰勝利之前的上海淪陷區完成。中介的本質是搭橋築路，以利溝通，實為閉塞之相反。
柯靈這句話較需析釋：“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此處“新文學傳統”可做二解。其一，以文學來外抗強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愛國傳統。此為超越黨爭，偏重文學功能的觀念。與白話文小說類似，皆非始自五四運動，實為承先啟後的新文學傳統。其二，即反帝反封建，以及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要求的無產階級文學。我們確知柯靈所體認的新文學傳統不限於這第二義，可是不能排除這種意含的可能性。古蒼梧《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雖然未能擺脫左派觀察《秧歌》、《赤地之戀》的盲點，卻能借助刊物研究，看出上海淪陷時期文壇的繁複與創作的自由。他認為柯靈所指的新文學傳統，“是以左翼作家為代表的感時憂國，類似古典文學中‘載道派’道德主義、功利主義的傳統”古蒼梧《今生此時今世此地》，香港牛津，二○○二年，頁五六。
然而以上兩種詮釋任擇其一，上海淪陷區仍舊與“新文學傳統”藕斷絲連，並非“一刀兩斷”。柯靈自己曾於《關於“孤島”文學》清楚交代，上海淪陷區與全民敵愾同仇的心情並不完全隔離。他把上海抗戰期間分為三個階段，即自八一三至國軍撤退、上海“孤島”以及從全麵淪陷到抗戰勝利：
……此後日軍進占租界，上海完全淪陷。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鬥爭依然在繼續，並不是“漢奸文學”的一統天下。遭日本憲兵隊逮捕的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在許廣平、夏丏尊以下，不下十餘人；但沒有一人屈服於敵人的淫威，表現了中國人民可貴的民族氣節。這第三個階段，到抗戰勝利為止，有三年半以上的時間。這三個階段，各有不同的鬥爭形式和特點，但是一脈相承，互相銜接，構成上海文學界在抗日戰爭這一曆史階段的全貌。收入《柯靈六十年文選》，頁一一七一～一一七二。
關鍵詞眼在“並不是‘漢奸文學’一統天下”，以及“一脈相承，互相銜接”。可見《遙寄張愛玲》所言，“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失之過於簡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