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之
唯美而高蹈的姿勢都無法令人尊敬，不少作家錯誤的信心、對現實的誤解、無法與現實掛鉤、內心與周圍一切脫節，無疑都使一些凝視的和更為準確的眼睛，懷著恐懼對這種盲目掉頭不顧。
——伊利亞斯·卡內提
《張愛玲學》初版自序曾記陳子善教授建議安排出大陸版，因我執意不得順應情勢更動文字而作罷。子善兄寬宏大量，未因此而怪罪。
稍後我與陳器文教授討論此事。器文姐於二〇〇三年四月六日來信，要我耐心待變。句句是理：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這是大陸作家莫言在他《天堂蒜苔之歌》的卷首題言。……周英雄與王德威二人為莫言也寫過許多序論，看來是十分激賞的。他的《天堂蒜苔之歌》及相關著作《酒國》、《十三步》等等對官僚的批判十分尖銳，初看令人詫異，卻也相安無事——所以，我想，會不會比我們大家想象的要好些呢？此地某些意識形態強烈的人，對張愛玲之被視為“台灣作家”並不以為然……所以，你的書如果能簡體出版，是別有意義的，是十分有意義的。
我也理解入境問俗的必要。書籍以不同版本適應區域差異，確是中外皆同。舉個淺顯的例子：英國青少年科幻小說《哈利·波特》在美國發行，就特別根據美式英語習慣而略為變更。比如說，英文字睡衣在英美兩國用字不同，就得換字。
所以我同意大陸版因法令或社會整體環境不同而修改本書內容。然而為慎重起見，所有變動都經過台灣麥田出版社審核。大陸版實為海峽兩岸出版社求同存異的結果。我希望種種妥協之後，本書仍然拓寬大陸張學討論的平台，展示文學析賞的新角度。大陸讀者不必同意本書所有論見。我期盼本書析梳方法與思辨領域間或異於現存大陸張論，讀者因而體會到文學意見繁複多麵的種種可能。或對錯或高下或扯平，各人結論可以不同。本來那就是文學令人著迷的原因之一。
在我從遲疑難決到樂觀其成的轉折過程裏，麥田責編吳惠貞小姐始終支持，未曾為難或勉強。真好。
重點總歸是張愛玲文學。多本張論，說不定可以增加讀張談張的興致。說不定。
上海“孤島”與“上海孤島”
——抗戰期間張愛玲的寫作環境
當然，文學術語無法精確完整，
一如科學術語；
然而它們相對的精確度，
亦是文學討論之所必需。
——顏元叔《西洋文學術語叢刊·序言》，收入叢刊的二十本書裏，台北黎明文化，一九七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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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孤島”有明確時空範圍。全民抗戰始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孤島”時段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國軍隊撤離上海開始，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海租界全麵淪陷為止；空間則以上海法租界與公共租界（英美控製）兩個地區為限。
這種提法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柯靈《關於“孤島”文學》收入《柯靈六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頁一一七一～一一七二。一九八四年三月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見此書《編後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四三八。以及一九九四年八月楊幼生、陳青生著《上海“孤島”文學》見此書頁一，上海書店。其他相關著述還有，基本定義似乎皆同。租界四麵楚歌，與宗主國隔離，所以成為“孤島”。
上海“孤島”措詞著重於上海租界在特定曆史階段的特殊客觀情勢，“孤島”反日的文化活動並未完全終止，與大後方隔離並不徹底，所以柯靈《致讀者書——陳青生編〈“孤島”作家書信集〉代序》特別指出：孤島不孤收入《柯靈六十年文選》，頁九七七。有關“孤島”抗日活動，可參考《上海抗日救亡運動》，陳麗鳳、毛黎娟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六章：《在“孤島”中堅持抗日》，頁四四七～五三七。
這個觀念在台灣也露過麵。鄭樹森《張愛玲與〈二十世紀〉》提到“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日寇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進入上海租界；原來‘孤島’文化界及電影界，完全落入法西斯統治”收入鄭樹森編選《張愛玲的世界》，台北允晨，一九九○年十一月，頁四四。，就是沿用上海“孤島”的界說。
值得注意的是，不計包括《天才夢》在內的諸篇少作，張愛玲進入文壇應自一九四三年算起。不論張愛玲當時是否住在租界區內，就時間而言，張愛玲作品顯然不屬上海“孤島”文學的範疇。所以上海“孤島”並非張愛玲寫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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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孤島”的定義較籠統，似乎隻出現於張愛玲文學研究，運作範疇較小。時段大概自一九四三年張愛玲頭角崢嶸開始，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為止；空間指整個上海。這個提法的目的之一與主要貢獻，在於凸顯張愛玲當時的寫作環境不能公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事實。時段不能早於上海全麵淪陷，因為全麵淪陷之前，上海文化活動多少仍能抗日。
大概唐文標率先用此稱謂。《張愛玲早期作品係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前》尾句稱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張愛玲“因而也結束了日據下上海孤島的文化生活”收入唐文標《張愛玲研究》，台北聯經，一九七六年五月，頁一四八。證諸陳芳明《張愛玲與台灣文學史的撰寫》的態度收入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台北麥田，一九九九年，頁四一三。陳芳明以張愛玲在上海發表第一篇小說《第一爐香》那年為“上海孤島”起始年份，不知是筆誤或排校疏忽，訂為一九四二，應為一九四三。根據鄭樹森《張愛玲與〈二十世紀〉》，該年也是張愛玲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紀》撰稿的唯一年份，見鄭樹森編《張愛玲的世界》，頁四二～四四。皇冠版《華麗與蒼涼》（一九九五年）所收《張愛玲年表》，說張愛玲於一九四一年在《二十世紀》發表文章，大概是錯的，見該書頁二八七。，時間的長度似已衝淡了唐文標借此術語而展現的責備，代之而起的是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