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麵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雖不能全說是寫實主義，但我們看他極盛時期的著作，盡可以說，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隻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第159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汙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隻在他肯說老實話，隻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隻是不得不說。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隻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幹係的。（《尺牘》第148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幹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
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製，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製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裏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上文所說的褒匿，當少年時，也曾想和社會反抗。但是社會的權力很大，網羅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誌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梁”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上半閣裏，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水裏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裏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裏，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就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財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就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著“公益”的名義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為。易卜生的《社會的棟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錢賺得夠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鎊金去買麵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梁》二幕中語）。於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著旗子，奏著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梁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易卜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他說“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隻有極少數人，有時隻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製威權去壓製那“搗亂”的理想誌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裏，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的人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裏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