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林隱逸的生活 前兩種是完全出世的；他們的理想生活是懸想的，渺茫的出世生活。山林隱逸的生活雖然不是完全出世的，也是不滿意於現社會的表示。他們不滿意於當時的社會政治，卻又無能為力，隻得隱姓埋名，逃出這個惡濁社會去做他們自己理想中的生活。他們不能“得君行道”，故對於功名利祿，表示藐視的態度；他們痛恨富貴的人驕奢淫逸，故說富貴如同天上的浮雲，如同腳下的破草鞋。他們痛恨社會上有許多不耕而食，不勞而得的“吃白階級”，故自己耕田鋤地，自食其力。他們厭惡這汙濁的社會，故實行他們理想中梅妻鶴子，漁蓑釣艇的潔淨生活。
（四）近代的新村生活 近代的新村運動，如十九世紀法國、美國的理想農村，如現在日本日向的新村，照我的見解看起來，實在同山林隱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那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山林隱逸是沒有組織的，新村是有組織的：這是一種不同。隱遁的生活是同世事完全隔絕的，故有“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的理想；現在的新村的人能有賞玩Rodin同Cézanne的幸福，還能在村外著書出報：這又是一種不同。但是這兩種不同都是時代造成的，是偶然的，不是根本的區別。從根本性質上看來，新村的運動都是對於現社會不滿意的表示。即如日向的新村，他們對於現在“少數人在多數人的不幸上，築起自己的幸福”的社會製度，表示不滿意，自然是公認的事實。周作人先生說日向新村裏有人把中國看作“最自然，最自在的國”（《新潮》二，頁75）。這是他們對於日本政製極不滿意的一種牢騷話，很可玩味的。武者小路實篤先生一班人雖然極不滿意於現社會，卻又不讚成用“暴力”的改革。他們都是“真心仰慕著平和”的人。他們於無可如何之中，想出這個新村的計劃來。周作人先生說，“新村的理想，要將曆來非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和平方法得來。”（《新青年》七，二，一三四。）這個和平方法就是離開現社會，去做一種模範的生活。“隻要萬人真希望這種的世界，這世界便能實現。”（《新青年》同上）這句話不但是獨善主義的精義，簡直全是淨土宗的口氣了！所以我把新村來比山林隱逸，不算冤枉他；就是把他來比求淨土天國的宗教運動，也不算玷辱他。不過他們的“淨土”是在日向，不在西天罷了。
我這篇文章要批評的“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就是指這一種跳出現社會的新村生活。這種生活，我認為“獨善的個人主義”的一種。“獨善”兩個字是從孟軻“窮則獨善其身”一句話上來的。有人說：新村的根本主張是要人人“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卻又完全發展自己個性”；如此看來，他們既承認“對於人類的義務”，如何還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呢？我說：這正是個人主義的證據。試看古今來主張個人主義的思想家，從希臘的“狗派”（cynic）以至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那一個不是一方麵崇拜個人，一方麵崇拜那廣漠的“人類”的？主張個人主義的人，隻是否認那些切近的倫誼，——或是家族，或是“社會”，或是國家，——但是因為要推翻這些比較狹小逼人的倫誼，不得不捧出那廣漠不逼人的“人類”。所以凡是個人主義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承認這個雙重關係的。
新村的人主張“完全發展自己個性”，故是一種個人主義。他們要想跳出現社會去發展自己個性，故是一種獨善的個人主義。
這種新村的運動，因為恰合現在青年不滿意於現社會的心理，故近來中國也有許多人歡迎，讚歎，崇拜。我也是敬仰武者先生一班人的，故也曾仔細考究這個問題。我考究的結果是不讚成這種運動，我以為中國的有誌青年不應該仿行這種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這種新村的運動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地方呢？
第一，因為這種生活是避世的，是避開現社會的。這就是讓步。這便不是奮鬥。我們自然不應該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奮鬥是不可少的。我並不是說武者先生一班人沒有奮鬥的精神。他們在日本能提倡反對暴力的論調，——如《一個青年的夢》——自然是有奮鬥精神的。但是他們的新村計劃想避開現社會裏“奮鬥的生活”，去尋那現社會外“生活的奮鬥”，這便是一大讓步。武者先生的《一個青年的夢》裏的主人翁最後有幾句話，很可玩味。他說：
……請寬恕我的無力。——寬恕我的話的無力。但我心裏所有的對於美麗的國的仰慕，卻要請諸君體察的。……（《新青年》七，二，一〇二）
我們對於日向的新村應該作如此觀察。
第二，在古代，這種獨善主義還有存在的理由；在現代，我們就不該崇拜他了。古代的人不知道個人有多大的勢力，故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人總想，改良社會是“達”了以後的事業，——是得君行道以後的事業；故承認個人——窮的個人——隻能做獨善的事業，不配做兼善的事業。古人錯了，現在我們承認個人有許多事業可做。人人都是一個無冠的帝王，人人都可以做一些改良社會的事。去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何嚐是“得君行道”的人做出來的？知道個人可以做事，知道有組織的個人更可以做事，便可以知道這種個人主義的獨善生活是不值得模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