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他們所信仰的“泛勞動主義”是很不經濟的。他們主張：“一個人生存上必要的衣食住，論理應該用自己的力去得來，不該要別人代負這責任。”這話從消極一方麵看，——從反對那“遊民貴族”的方麵看，——自然是有理的。但是從他們的積極實行方麵看，他們要“人人盡勞動的義務，製造這生活的資料”，——就是衣食住的資料，——這便是“矯枉過正”了。人人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就是人人要加入這生活的奮鬥。（周作人先生再三說新村裏平和幸福的空氣，也許不承認“生活的奮鬥”的話；但是我說的，並不是人同人爭麵包米飯的奮鬥，乃是人在自然界謀生存的奮鬥；周先生說新村的農作物至今還不夠自用，便是一證。）現在文化進步的趨勢，是要使人類漸漸減輕生活的奮鬥至最低度，使人類能多分一些精力出來，做增加生活意味的事業。新村的生活使人人都要盡“製造衣食住的資料”的義務，根本上否認分工進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奮鬥，是很不經濟的。
第四，這種獨善的個人主義的根本觀念就是周先生說的“改造社會，還要從改造個人做起。”我對於這個觀念，根本上不能承認。這個觀念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改造個人”與“改造社會”分作兩截；在於把個人看作一個可以提到社會外去改造的東西。要知道個人是社會上種種勢力的結果。我們吃的飯，穿的衣服，說的話，呼吸的空氣，寫的字，有的思想，……沒有一件不是社會的。我曾有幾句詩，說：“……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當時我以為把一半的我歸功社會，總算很慷慨了。後來我才知道這點算學做錯了！父母給我的真是極少的一部分。其餘各種極重要的部分，如思想，信仰，知識，技術，習慣，……等等，大都是社會給我的。我穿線襪的法子是一個徽州同鄉教我的；我穿皮鞋打的結能不散開，是一個美國女朋友教我的。這兩件極細碎的例，很可以說明這個“我”是社會上無數勢力所造成的。社會上的“良好分子”並不是生成的，也不是個人修煉成的，——都是因為造成他們的種種勢力裏麵，良好的勢力比不良的勢力多些。反過來，不良的勢力比良好的勢力多，結果便是“惡劣分子”了。古代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隻為要妄想憑空改造個人，故主張正心，誠意，獨善其身的辦法。這種辦法其實是沒有辦法，因為沒有下手的地方。近代的人生哲學漸漸變了，漸漸打破了這種迷夢，漸漸覺悟：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製度，習慣，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勢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覺得“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還是脫不了舊思想的影響。我們的根本觀點是：
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
改造社會須從改造這些造成社會，造成個人的種種勢力做起。
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新村的運動如果真是建築在“改造社會要從改造個人做起”一個觀念上，我覺得那是根本錯誤了。改造個人也是要一點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不站在這個社會裏來做這種一點一滴的社會改造，卻跳出這個社會去“完全發展自己個性”，這便是放棄現社會，認為不能改造；這便是獨善的個人主義。
以上說的是本篇的第一層意思。現在我且簡單說明我所主張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是什麼。這種生活是一種“社會的新生活”；是站在這個現社會裏奮鬥的生活；是霸占住這個社會來改造這個社會的新生活。他的根本觀念有三條：
一、社會是種種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須要改造社會的種種勢力。這種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無論你的誌願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徹底，計劃如何偉大，你總不能籠統的改造，你總不能不做這種“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工夫。所以我說：社會的改造是這種製度那種製度的改造，是這種思想那種思想的改造，是這個家庭那個家庭的改造，是這個學堂那個學堂的改造。
[附注]有人說：“社會的種種勢力是互相牽製的，互相影響的。這種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因為你才動手改這一種製度，其餘的種種勢力便圍攏來牽製你了。如此看來，改造還是該做籠統的改造。”我說不然。正因為社會的勢力是互相影響牽製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會影響到別種勢力上去。這種影響是最切實的，最有力的。近年來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他所影響的別種勢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嗎？
二、因為要做一點一滴的改造，故有誌做改造事業的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存研究的態度，做切實的調查，下精細的考慮，提出大膽的假設，尋出實驗的證明。這種新生活是研究的生活，是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的生活。具體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了那麼多一步。做這種生活的人要睜開眼睛，公開心胸；要手足靈敏，耳目聰明，心思活潑；要歡迎事實，要不怕事實；要愛問題，要不怕問題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