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固先生也特別提出孫中山先生的偉大，特別頌揚他能“在當時一班知識階級盲目崇拜歐美文化的狂流中，巍然不動地指示我們救國必須恢複我們固有文化，同時學習歐美科學。”但他如果留心細讀中山先生的講演，就可以看出他當時說那話時是很費力的，很不容易自圓其說的。例如講“修身”，中山先生很明白的說：
但是從修身一方麵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隻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看得很清楚。（《三民主義》六）
他還對我們說：
所以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三民主義》六）
可是他一會兒又回過去頌揚固有的舊道德了。本來有保守性的讀者隻記得中山先生頌揚舊道德的話，卻不曾細想他頌揚的舊道德都隻是幾個人類共有的理想，並不是我們這個民族實行最力的道德。例如他說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那一件不是東西哲人共同提倡的理想？除了割股治病，臥冰求鯉，一類不近人情的行動之外，那一件不是世界文明人類公有的理想？孫中山先生也曾說過：
照這樣實行一方麵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人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隻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複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同上書）
在這短短一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未嚐不明白在仁愛的“實行”上，我們實在遠不如人。所謂“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者，隻是那個道德的名稱罷了。中山先生很明白的教人：修身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仁愛也“要學外國”。但這些話中的話都是一般人不注意的。
在這些方麵，吳稚暉先生比孫中山先生徹底多了。吳先生在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裏，很大膽的說中國民族的“總和道德是低淺的”；同時他又指出西洋民族什麼仁義道德，孝悌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上三族（亞剌伯，印度，中國）的人較有作法，較有熱心。……講他們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
這是很公允的評判。忠孝信義仁愛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在文字理論上，猶太人，印度人，亞刺伯人，希臘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講的頭頭是道。所不同者，全在吳先生說的“有作法，有熱心”兩點。若沒有切實的辦法，沒有真摯的熱心，雖然有整千萬冊的理學書，終無救於道德的低淺。宋明的理學聖賢，談性談心，談居敬，談致良知，終因為沒有作法，隻能走上“終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
我所以要特別提出子固先生的論點，隻因為他的悲憤是可敬的，而他的解決方案還是無補於他的悲憤。他的方案，一麵學科學，一麵恢複我們固有的文化，還隻是張之洞一輩人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案。老實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如果過去的文化是值得恢複的，我們今天不至糟到這步田地了。況且沒有那科學工業的現代文化基礎，是無法發揚什麼文化的“偉大精神”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永遠存在書本子裏的；但是因為我們的祖宗隻會把這些好聽的名詞都寫作八股文章，畫作太極圖，編作理學語錄，所以那些好聽的名詞都不能變成有作法有熱心的事實。西洋人跳出了經院時代之後，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業，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氣電氣，征服了不少的原質，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這都不是什麼“保存國粹”、“發揚固有文化”的口號所能包括的工作，然而科學與工業發達的自然結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類的幸福，提高了各個參加國家的文化。結果就是吳稚暉先生說的“總和道德叫做高明”。
世間講“仁愛”的書，莫過於《華嚴經》的《淨行品》，那一篇妙文教人時時刻刻不可忘了人類的痛苦與缺陷，甚至於大便小便時都要發願不忘眾生：
左右便利，當願眾生，蠲除汙穢，無淫怒癡。
已而就水，當願眾生，向無上道，得出世法。
以水滌穢，當願眾生，具足淨忍，畢竟無垢。
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上妙手，受持佛法。
……
但是一個和尚的弘願，究竟能做到多少實際的“仁愛”？回頭看看那一心想征服自然的科學救世者，他們發現了一種病菌，製成了一種血清，可以救活無量數的人類，其為“仁愛”豈不是千萬倍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