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所以不知恥者，隻是因為不曾反省。一個國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敗了，被人搶奪了一大塊土地去，這不算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在今日還容許整個的省份遍種鴉片煙，一個政府在今日還要依靠鴉片煙的稅收——公賣稅，吸戶稅，煙苗稅，過境稅——來做政府的收入的一部分，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現代民族在今日還容許他們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麼“時輪金剛法會”，“息災利民法會”，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曆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於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能養三百萬不能扞衛國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計劃任何區域的國民義務教育，這是最大的恥辱。
真誠的反省自然發生與真誠的愧恥。孟子說的好：“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真誠的愧恥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要發弘願努力學人家的好處，劃除自家的罪惡。經過這種反省號阡悔之後，然後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們自己正是撥亂反正的人，這個擔子必須我們自己來挑起。三四十年的天足運動已經差不多完全劃除了小腳的風氣：從前大腳的女人要裝小腳，現在小腳的女人要裝大腳了。風氣轉移的這樣快，這不夠堅定我們的自信心嗎？
曆史的反省自然使我們明了今日的失敗都因為過去的不努力，同時也可以使我們格外明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鐵律。鏟除過去的罪孽隻是割斷已往種下的果。我們要收新果，必須努力造新因。祖宗生在過去的時代，他們沒有我們今日的新工具，也居然能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遺產。我們今日有了祖宗不曾夢見的種種新工具，當然應該有比祖宗高明千百倍的成績，才對得起這個新鮮的世界。日本一個小島國，那麼貧瘠的土地，那麼少的人民，隻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隻因為他們肯拚命的學人家，肯拚命的用這個世界的新工具，居然在半個世紀之內一躍而為世界三五大強國之一。這不夠鼓舞我們的信心嗎？
反省的結果應該使我們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那並不太豐富的固有文化，都是無濟於事的銀樣蠟槍頭。我們的前途在我們自己的手裏。我們的信心應該望在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下什麼種，出多少力。“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獲，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這是翁文灝先生要我們有的信心。
二十三，五，二十八
再論信心與反省
在《獨立》第一○三期，我寫了一篇《信心與反省》，指出我們對國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築在歌頌過去上，隻可以建築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在那篇討論裏，我曾指出我們的固有文化是很貧乏的，決不能說是“太豐富了”的。我們的文化，比起歐洲一係的文化來，“我們所有的，人家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又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製度。”所以我們應該反省：認清了我們的祖宗和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後肯用全力去消災滅罪；認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後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的長處。
我知道這種論調在今日是很不合時宜的，是觸犯忌諱的，是至少要引起嚴厲的抗議的。可是我心裏要說的話，不能因為人不愛聽就不說了。正因為人不愛聽，所以我更覺得有不能不說的責任。
果然，那篇文章引起了一位讀者子固先生的悲憤，害他終夜不能睡眠，害他半夜起來寫他的抗議，直寫到天明。他的文章，《怎樣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是一篇很誠懇的，很沉痛的反省。我很尊敬他的悲憤，所以我很願意討論他提出的論點，很誠懇的指出他那“一半不同”正是全部不同。
子固先生的主要論點是：
我們民族這七八十年以來，與歐美文化接觸，許多新奇的現象炫盲了我們的眼睛，在這炫盲當中，我們一方麵沒出息地丟了我們固有的維係並且引導我們向上的文化，另一方麵我們又沒有能夠抓住外來文化之中那種能夠幫助我們民族更為強盛的一部份。結果我們走入迷途，墮落下去！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維係並且引導我們民族向上的固有文化，科學是外來文化中能夠幫助我們民族更為強盛的一部分。
子固先生的論調，其實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輩的論調。他們認得了富強的需要，所以不反對西方的科學工業；但他們心裏很堅決的相信一切倫紀道德是我們所固有而不須外求的。老輩之中，一位最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通俗講演裏，也不免要敷衍一般誇大狂的中國人，說：“中國先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都是“駕乎外國人”之上。中山先生這種議論在今日往往被一般人利用來做複古運動的典故，所以有些人就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了！（這是民國十八年葉楚傖先生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