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古代以來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但是坐監牢而犧牲生命以爭取這些自由的人，也不知有多多少少。在中國古代有一種很奇怪的製度，就是監官製度，相當於現在的監察院。這種監官製度，成立在中國政治思想、哲學思想之前。這種監官為的是要監督政府、批評政府，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險，甚至坐監、犧牲生命。古時還有人借宗教來批評君王。在《孝經》中就有一章《諫諍章》，要人為“爭臣”、“爭子”。《孝經》本是教人以服從孝順，但是在君王、父親有錯時，作臣子的不得不力爭。古代這種諫官製度，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傳說[統]，就是批評政治的自由。此外在中國古代還有一種史官，就是記載君王的行動，記載君主所行所為以留給千千萬萬年後的人知道。古代齊國有一個史官，為了記載事實，寫下“崔杼弑其君”，連父母均被君主所殺。但到了晉國，事實真相依然為史官寫出，留傳後世。所以古代的史官，正如現在的記者，批評政治，使為政者有所畏懼，這卻充分表示言論的自由。
以上所說的一種諫官禦史，與史官製度，都可以說明在中國政治思想與哲學思想尚未成立時，就非常尊重批評自由與思想自由。
中國思想[界]的先鋒老子與孔子，也可以說是自由主義者。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懼]之？”孔子說：“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誌也。”老子所代表的“無為政治”，有人說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反對政府幹涉人民，讓人民自然發展，這與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義者。孔子所說的中庸之道，實在是一個中間偏左的態度，這可從孔子批評當時為政的人的態度而知道。孔子當時提出：“有教無類”，可解釋為“有了教育就沒有階級，沒有界限”。這與後來的科舉製度，都能說明“教育的平等”。這種意見，都可說是一種自由主義者的思想。
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在二三千年前，這種思想能被提出，實在是一個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的傳統。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孟子給讀書人一種寶貴的自由主義的精神。
在春秋時代，因為國家多，“自由”的思想與精神比較發達。秦朝統一以後，思想一尊。因為自由受到限製，追求自由的人，處於這“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環境中，要想自由實在困難，而依然有人在萬難之中不斷追求。在東漢時，王充著過一部《論衡》，共八十篇，主要的用意可以一句[話]說明：“疾虛妄”。全書都以說老實話態度對當時儒教、“災異”、迷信，予以嚴格的批評，對孔子與孟子都有所批評，可說是從帝國時代中開辟了自由批評的傳統。再舉一例：在東漢到南北朝佛教極盛的時候，其中的一位君王梁武帝也迷信佛教。當時有個範睢[縝]，他著述幾篇重要文章，其中一篇《神滅論》，就是駁斥當時盛行的靈魂不滅，認為“身體”與“靈魂”，有如“刀”之與“利”，假如刀不存在，則無所謂利不利。當時君王命七十位大學士反駁，君主自己也有反駁，他都不屈服，可說是一種思想自由的一個表現。再如唐朝的韓愈，為反抗當時瘋狂的迷信，寫了一篇《諫迎佛骨表》，痛罵當時舉國為佛骨而瘋狂的事，而被充軍到東南邊區。後又作《原道》，依然是反對佛教。在當時佛教如此極盛，他依然敢於反對，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精神。再以後如王陽明的批評朱熹、批評政治，而受到很多苦痛。清朝有“顏李學派”，反對當時皇帝提倡的“朱子學派”，都可以說明在一種極不自由的時代而爭取思想自由的例子。
在中國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學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可以說明中國自由思想的傳統。
今天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時代，已經到了“自由”與“不自由”的鬥爭，“容忍”與“不容忍”的鬥爭。今天我就中國三千多年曆史，我們老祖宗為了爭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評自由的傳統，介紹給諸位，今後我們該如何的為這自由傳統而努力。現在竟還有人說風涼話，說“自由是有產階級的奢侈品，人民並不需要自由”。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到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這是1949年3月27日胡適在台北中山堂所作的講演，由黃穀辛記錄，載1949年3月28日台灣《新生報》；收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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