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所以中國的曆史人物往往隻靠一些幹燥枯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傳流傳下來；很少的傳記材料是可信的，可讀的已很少了；至於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我們對於古代大人物的認識，往往隻全靠一些很零碎的軼事瑣聞。然而我至今還記得我做小孩子時代讀的朱子《小學》裏麵記載的幾個可愛的人物，如汲黯、陶淵明之流。朱子記陶淵明，隻記他做縣令時候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裏，也頗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這一個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認模範人物的傳記，無論如何不詳細，隻須剪裁的得當，描寫的生動，也未嚐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嚐不可介紹一點做人的風範。
但是傳記文學的貧乏與忽略，都不夠解釋為什麼近世中國的領袖人物這樣稀少而又不高明。領袖的人才決不是光靠幾本《士大夫集傳》就能鑄造成功的。“士大夫”的稀少，隻是因為“士大夫”在古代社會裏自成一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久已不存在了。在南北朝的晚期，顏之推說：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為至矣。但[《禮經》]既殘缺非複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顏氏家訓 風操》第六）
在那個時代，雖然經過了魏、晉曠達風氣的解放，雖然經過了多少戰禍的摧毀，“士大夫”的階級還沒有完全毀滅，一些名門望族都竭力維持他們的門閥。帝王的威權，外族的壓迫，終不能完全消滅這門閥自衛的階級觀念。門閥的爭存不全靠聲勢的煊赫，子孫的貴盛。他們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風操”，即是那個士大夫階級所用來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即如顏氏一家，遭遇亡國之禍，流徙異地，然而顏之推所最關心的還是“整齊門內，提撕子孫”，所以他著作家訓，留作他家子孫的典則。隋唐以後，門閥的自尊還能維持這“士大夫風操”至幾百年之久。我們看唐朝柳氏和宋朝呂氏、司馬氏的家訓，還可以想見當日士大夫的風範的保存是全靠那種整齊嚴肅的士大夫階級的教育的。
然而這士大夫階級終於被科舉製度和別種政治和經濟的勢力打破了。元明以後，三家村的小兒隻消讀幾部刻板書，念幾百篇科舉時文，就可以有登科作官的機會；一朝得了科第，像《紅鸞禧》戲文裏的丐頭女婿，自然有送錢投靠的人來擁戴他去走馬上任。他從小學的是科舉時文，從來沒有夢見過什麼古來門閥裏的“士大夫風操”的教育與訓練，我們如何能期望他居士大夫之位要維持士大夫的人品呢？
以上我說的話，並不是追悼那個士大夫階級的崩壞，更不是希冀那種門閥訓練的複活。我要指出的是一種曆史事實。凡成為領袖人物的，固然必須有過人的天資做底子，可是他們的知識見地，做人的風度，總得靠他們的教育訓練。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士大夫”，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範型式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高下優劣，總都逃不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訓練的勢力。某種範型的訓育自然產生某種範型的領袖。
這種領袖人物的訓育的來源，在古代差不多全靠特殊階級（如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門閥，如日本的貴族門閥。如歐洲的貴族階級及教會。）的特殊訓練。在近代的歐洲則差不多全靠那些訓練領袖人才的大學。歐洲之有今日的燦爛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時代留下的幾十個大學的功勞。近代文明有四個基本源頭：一是文藝複興，二是十六七世紀的新科學，三是宗教革新，四是工業革命。這四個大運動的領袖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大學的產兒。中古時代的大學誠然是幼稚的可憐，然而意大利有幾個大學都有一千年的曆史；巴黎，牛津，康橋都有八九百年的曆史；歐洲的有名大學，多數是有幾百年的曆史的；最新的大學，如莫斯科大學也有一百八十多年了，柏林大學是一百二十歲了。有了這樣長期的存在，才有積聚的圖書設備，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繼長增高的學問，才有那使人依戀崇敬的“學風”。至於今日，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那一個不是從大學出來的？即使偶有三五個例外，也沒有一個不是直接間接受大學教育的深刻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