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所謂“資本集中”的現象。但是這又是馬克思的夢想，和五六十年來的事實完全不對。馬克思隻看見資本集中，而不看見資本的管理權雖集中，而資本的所有權仍可以分散普及，如一個一萬萬元的公司，不妨分作一萬股，也可分作十萬股，也可分作一百萬股。其中的股東，可以是一個人，但平常的公司往往是幾千人以至幾萬人。馬克思主義說：
我們看一看美國金融資本的獨裁者吧！一百多個王侯，和他們的董事，管理了五百億金元，掌握了一切經濟生活上最最重要的部門。（32）
但他們忘了告訴我們，這五百億金元的所有者至少有幾千萬人！其中七分之一是保壽險費，所有者便是那幾千萬的保戶！
馬克思主義者又對我們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一個特征是不單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必要而生產物品，特別是為了商品而生產的。（《中國資本主義史》，4）
但我們不要忘了“人類的必要”是時時變遷的，不是固定的。商業製度在文化史上的大貢獻正在於用最低的成本生產多量的物品，使多數人能購買。又用廣告的功能，引起人的欲望，使人感覺某物品的需要。文化的抬高全靠人類欲望的抬高，需要的增加。從前我們認為少數人的奢侈品的，現在都漸漸變成人人的必需品了。我們現在認電燈為必要了，將來不久應該認廚房電爐為家家必需之物，應該認無線電收音器為家家必需之物。“人類的必要”的增加，大都是廣告宣傳之功。資本主義為商品而生產，然而間接直接地抬高了無數人的欲望，增加了無數人的需要，所以有人說商業是文明的傳播者。所以為商品而生產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罪狀，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大功績嗬！
我舉這幾個例來說明思想籠統的危險。“資本主義”有種種的意義，在資本集中的方麵說，是一種生產方法；從私有財產的方麵說，是一種分配方法。從生產的方麵說，資本集中而未嚐不可以同時所有權分散在無數人。生產力增加而未必減少工錢，增加工作時間，更未必增加物價。故凡種種勞工保障法，如八時工作，如最低工資保障，皆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裏的現行製度。從分配的方麵說，私有財產的國家裏，未嚐沒有級進的所得稅，級進的遺產稅，未嚐不根本推翻“財產權神聖”的觀念。故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所得稅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遺產稅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五的。故我們不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抹殺一切複雜的情形，須知共產集權的國家之中也往往采用資本集中的方法，而資本主義之下也往往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存在也。
領袖人才的來源
北京大學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來，題目是《論士大夫》。（見《獨立》第十二期）他下的定義是：
“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為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為誅殛所可加者也。
雖然孟先生說的“士大夫”，從狹義上說，好像是限於政治上負大責任的領袖；然而他又包括孟子說的“天民”一級不得位而有絕大影響的人物，所以我們可以說，若用現在的名詞，孟先生文中所謂“士大夫”應該可以叫做“領袖人物”，省稱為“領袖”。孟先生的文章是他和我的一席談話引出來的，我讀了忍不住想引伸他的意思，討論這個領袖人才的問題。
孟先生此文的言外之意是歎息近世居領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領袖的人格風度，既拋棄了古代“士大夫”的風範，又不知道外國的“士大夫”的流風遺韻，所以成了一種不足表率人群的領袖。他發願要搜集中國古來的士大夫人格可以做後人模範的，做一部《士大夫集傳》；他又希望有人搜集外國士大夫的精華，做一部《外國模範人物集傳》。這都是很應該做的工作，也許是很有效用的教育材料。我們知道《新約》裏的幾種耶穌傳記影響了無數人的人格；我們知道布魯達克（Plutarch）的英雄傳影響了後世許多的人物。歐洲的傳記文學發達的最完備，曆史上重要人物都有很詳細的傳記，往往有一篇傳記長至幾十萬言的，也往往有一個人的傳記多至幾十種的。這種傳記的翻譯，倘使有審慎的選擇和忠實明暢的譯筆，應該可以使我們多知道一點西洋的領袖人物的嘉言懿行，間接的可以使我們對於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得一點具體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