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古代，最特色處，實是一老實農民，……安分守己，茹苦耐勞。惟出了幾個孔丘、孟軻等，始放大了膽，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強成功一個邦國局麵。若照他們多數[鄉下]大老官的意思，還是要剖鬥折衡，相與目逆，把他們的多收十斛麥，含鋪鼓腹，算為最好。於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視父老昆季，也用樂天知命等委蛇。晉唐以前，乃是一個鄉老（老莊等）局董（堯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會，晉唐以來，唐僧同孫悟空帶來了紅頭阿三的空氣，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們的空話，改造了局董的規條。
稚暉先生這個見解大致不錯。中國古來的思想隻有兩大係，我姑且叫他們做：
積極的，有為的一係（局董係）
消極的，無為的一係（鄉老係）
後來又加上了印度的和尚思想，鄉下老的無為思想便得了一個有力的大同盟。鄉下老，道士，和尚成了大同盟，其勢力便無敵於天下；局董受了他們的包圍與熏染，便也漸漸地變懶了，同化了。他們雖擺起了局董麵孔，其實都不肯積極有為。故中國思想的“正宗”實在已完全到了“無為派”的手裏。我們試看最有勢力的俗語：
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無事，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靠天吃飯。
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所以我們今日研究中國思想是否適宜於現代的環境，其實就是研究這個正宗思想係統是否適宜。
這個正宗思想係統，簡單說來，有這麼一些方麵：
（1）宇宙觀
主張自然變化，不信上帝造化，在思想史與宗教史上有解放的大功用。
但普通人並不懂這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故魏晉以後，墮落成道教。宋以後的道學也從這裏出來，但中古宗教的勢力太深，道學運動對於自然主義已不能像王充、王弼諸人那樣的徹底，故徘徊於太極陰陽之間，成一種不分明的調和的宇宙論。
在這個現代世界，自然主義的宇宙論有昌明的可能，但須站在自然科學的新基礎之上，掃除陰陽太極種種陋說。
（2）人生觀
因為太偏重自然，故忽略人為。“胡為乎，胡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莊子》）
誤認“自然的”為“最好的”，故有適性之論，主張自由，而自由的意義不明白，遂流為放浪曠達，人人以不守禮法為高。上層階級自命頹放，而下層社會便更墮落。自然主義主張命定論，命定論自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因為這種命定論缺乏自覺性，故信命反成了一種迷信。
學者以“不齊”為物之情，故不講平等。平常人也承認命定的本分，故以“安分守己”為常德，不努力進取求提高生活與地位。
自然科學的旨趣在於征服自然以為人用。中國單有命定論，而沒有自然科學，故把天然看作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絕大勢力，故造成一種“聽天由命”、“靠天吃飯”的人生觀，造成一種懶惰怕事不進取的民族性。
崇拜自然變化為合理的。（the national=the rational）故淡於是非之見。老子倡不爭，而莊子倡“不譴是非”：“辯也者，有不見也。”（莊子）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齊物論》）
什麼東西都是好的，都有他相當的地位，故我們最不講究辯證是非真偽的風氣，以“和光同塵”為美德，以“議論人長短”為大戒。什麼事總是“差不多”。七百年的“格物”“考證”的學風不能改革這根深蒂固的鄉願風氣。
“自然”是對於“人為”而言的。崇拜自然，必流入於輕視一切人為的事業。老、莊本來反對文化，反對製度，反對知識，反對語言文字。這種過激的虛無主義雖然不能實現，然而中國一切文化事業（建築、美術、技藝、學術）的苟且簡陋，未嚐不由於這種淺薄的自然崇拜。知足便是苟簡。
（3）政治思想
崇拜自然而輕視人事，在政治上便是無為主義。無為之治隻是聽其自然。
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
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淮南子》）
一切隻是跟著自然變化跑，不可自作聰明，勉強有為。
無為政治的造成，確有曆史的原因。秦始皇、李斯一般人的確想大有為，但不久都失敗了。漢帝國的安定全靠惠帝到文景五六十年的無為之治。蓋公、曹參、竇太後等都是有意的實行無為之治。統治一個絕大的帝國，沒有方便的交通器具，勢不能不放任，但求相安無事，已為萬幸了。況且一班無知識的紈絝子弟、老太婆、太監，若放膽有為，也有危險，不如勸他們無為無治為妙。
兩千年“天高皇帝遠”的大帝國的長期訓練，遂使無為而治的觀念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成為中國政治的唯一法門。
無為的觀念最不適宜於現代政治生活。現代政治的根本觀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機關作積極的事業。十八九世紀的放任主義已不適用，何況無為？
現代政治重在有意識的計劃、指揮、管理（ConsciousControl）。而無為之治重在“不易自然”。這是根本相反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