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四年前,我同一位美國朋友談天,我說,“我們中國人有一點特別長處,就是不抵抗新思想。譬如‘進化論’,在西洋出現之後,打了五六十年的官司,至今美國的大學還有禁止教授的。然而一八九八年有個嚴複譯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論》,出版之後,真是不翼而飛,有許多人自己出錢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話頭。有些人竟用這些話做名字,陳炯明號競存;有一家朋友,哥哥叫天擇,弟弟叫競存。我自己的名字也起於“適者生存”的話。從沒有人出來反對《天演論》的。反對之聲乃出於徐家彙的天主教教士”。
我的朋友想了一會,答道:“胡先生,貴國人不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長處。歐美人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壞處。不抵抗也許是看不起思想的重要,也許是不曾了解新思想的涵義。抵抗之烈也許是頑固,也許是不輕易相信,須心服了然後相信。”
我聽了這句話,心裏很慚愧。我就問自己,“我相信生物進化論,究竟有多少科學的根據?”我當時真回答不出來!隻好費了許多功夫,抱了不少佛腳,方才明白一點生物學上,比較解剖學上,胚胎學上,地質學上,古生物學上的種種證據。
有一天,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Furnald Hall碰見張□□先生,我問他,“你相信進化論嗎?”他說,“自然哪。”我又問,“你有什麼證據?”他支吾了一會,指著窗外的Broadway說道:“你瞧,這些電線,電燈,電車,那一件不是進化的憑據?”我說,“這樣容易證明的一個學說,為什麼要等到達爾文才能發現?”他回不出了。
我又去問別人,從Furnald Hall直問到了Hartley Hall,幾十個中國學生,現在大都成了名人名教授了,當時都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 這個故事值得使我們想想。 人家的思想是實際狀況的產兒,是多年研究實驗的結果,——例如達爾文、馬克思,——到了我們的眼裏,隻不過是一個抽象名詞,一句口頭禪,一個標語。我們不肯思想,更不肯調查試驗來證實或否認一個思想。我們的思想方法完全隻在紙上變把戲。眼光不出紙上,心思不透過紙背。合我的脾胃的,便是對的思想;不合我的脾胃的,便是不對的。這叫做“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
分開來說,有種種毛病可指,如籠統,如輕易相信(盲從),如用個人成見的武斷,如淺薄,……但其實隻是一個根本病,隻是懶惰,隻是不肯用氣力,不肯動手腳,不肯用自己的耳朵、眼睛而輕信別人的耳朵、眼睛。話到歸根,還隻是無為的思想方法。 試舉“籠統”作例吧! 籠統是用幾個抽象名詞來概括許多性質不同,曆史不同的事實。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文化侵略”……等等都是一些範圍廣漠的名詞,所包含的意義有地域上的不同,有曆史上的不同。然而這些名詞一到了我們的手裏和嘴裏,一個個都成了法寶。你要詛咒誰,隻消口中念念有詞,喝一聲“資本主義”,畫一道符,寫上“封建勢力”,那人就打倒了,那製度也就永永被詛咒了!
這些名詞所包括的製度和事實,有利有弊,有曆史的原因,有民族的特性,而我們一概不問,隻想畫幾道符,念幾句咒,貼在他們身上,遂算完了事。例如“資本主義”,有十七八世紀的資本主義,有十九世紀上半的資本主義,有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資本主義,有廿世紀的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思想未發生以前的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思想已發生影響以後的資本主義。即如Henry Ford的資本主義,已不是馬克思所指摘的資本主義了。資本主義的性質早已變了,而我們還用這一個老名詞,來包括無數新製度,這便是籠統。
在去年十一月出版的一部《社會科學大綱》裏,有這麼一句話:
資本家欲在世界上占勢力,互相競爭,便不得不設法產生貧乏。欲產生貧乏便不得不壓迫勞動者,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銀。
這種話給現代的資本家聽見了,真要笑掉牙齒,現代的資本家的第一要素是“設法產生富裕”,人民越富裕,越有剩餘資本可以買股票,買債券,保壽險,做儲蓄;人民越富裕,購買力越大,才能多買資本家所造出的商品。故設(說)資本家不得不設法產生貧乏,竟是夢話。
至於“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銀”的方法,也是一種已漸漸成為過去的方法。現在的資本主義,早已明白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銀的增加都是增加效率的法子,效率愈增加,得利更大。Henry Ford便是一個絕好的例:他的工廠裏,工作時間比人家少,工銀比人多,貨價比人低廉,而得利比誰都大。蘇俄政府近年極力宣傳Ford的傳記和著作,也正是因為這種絕大的效率,雖名為私有資本主義,而最可以作國家社會主義的模範。
在同書裏(26)我們又讀了這一段話:
一方麵資本一天比一天集中於少數人手裏,別方麵小資本家漸變成貧窮的,貧窮的一天一天變成無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