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且無為的政治養成了人民不幹預政治的心理習慣，以入公門為可恥，以隱遁為清高，更不適宜於民權的政治。
自然無為養成的懶惰怕事的習慣，也是最不適宜於這個多事的局麵的。
不爭不辯的道德，也是不適宜於民主政治的。道家的人生觀名義上看重“自由”，但一麵要自由，一麵又不爭不辯，故他們隻好尋他們所謂“內心的自由”，消極的自由，而 不希望實際的，政治的自由。結果隻是一種出世的人生觀，至多隻成一種自了漢，終日自以為“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其實也不過是白晝做夢而已。他們做的夢也許是政治的理想，但他們的政治理想必不是根據事實的具體計劃，隻是一些白晝做夢式的烏托邦理想而已，或者，一些一知半解的道聽途說而已。最近的例子如康有為的《大同書》，便是烏托邦理想；如四十年中的新政計劃，——人說廢科舉，我也說廢科舉，人說興學校，我也說學校，……便是道聽途說。
以上說正宗思想係統的種種方麵，除了宇宙論會有相當現代性之外，可以說是完全不適宜於應付現代需要。約而言之，我們可以說：
（一）現代社會需要積極作為，而正統思想崇拜自然無為。
（二）現代社會需要法律紀律，而舊思想以無治為治，以不守禮法為高尚。
（三）現代文化需要用人力征服天行，而舊思想主張服從自然，聽天由命。
（四）現代社會需要正直的輿論作耳目，而傳統思想以不爭不辯為最高。
（五）現代科學文明全靠一點一滴地搜尋真理，發現知識，而傳統思想要人不爭不辯，更甚者要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六）現代社會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斷努力，而傳統思想要人處處知足，隨遇苟安。
（七）現代社會需要充分運用聰明智慧作自覺的計劃設施，而傳統思想一切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氣力。
（八）現代社會需要具體的知識與條理的思想，而傳統思想習慣隻能教人夢想，教人背書，教人作鸚鵡式的學舌。
四五十年的新文化的接觸，新教育的設施，新思潮的輸入，新運動的澎湃，到如今有什麼結果呢？思想上可有什麼變化改善的傾向嗎？
說也可憐，如果有什麼變化，都隻是皮毛的改換顏色，我就看不出什麼脫胎換骨的思想。
今日的思想，從極左到極右，都看不見一點自己想過的思想，也看不見一點根據現實狀況的思想。做堯、舜、禹、湯、周公、孔子的夢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圇吞下馬克思、考茨基、列寧、孫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經思想。
根本的毛病還在思想的方法。
我們的傳統思想習慣是不肯用心思去想。這叫做無為的思想方法。說得玄妙一點，叫做“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又叫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說得粗淺一點，叫做懶如死蛇。兩千五百年前，老子教人“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現在的人也還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都是懶人的思想方法。
需要證據嗎？梁任公先生自己說：
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睡夢中著了一個霹靂，……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麵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這班人中國學問是有底子的，外國文卻一字不懂。他們不能告訴人“外國學問是什麼，應該怎麼學法”，隻會日日大聲疾呼，說“中國舊東西是不彀的，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近著》下，238）
梁先生是個老實人，能說這樣老實的話，叫我們知道三十年前的維新黨人的思想方法。這種方法其實是沒有方法，這種思想其實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結果是什麼呢？自然是瞎眼的維新。梁先生在同篇（《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裏估量五十年中國學問和思想方麵的進步，指出：
這裏頭最大關鍵就是科舉製度之撲滅。……到戊戌維新前後，當時所謂新黨如康有為、梁啟超一派，可以說是用全副精力對於科舉製度施行總攻擊。前後約十年間，經了好幾次波折，到底算把這件文化障礙物打破了。……用曆史學家眼光看來，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間一件大事。（同書，236）
科舉的廢止是維新黨人的第一件大罪案，而他們卻引為大功勞。科舉製度的弊病在兩點：（1）是考試內容的無用，（2）是有了捐官的捷徑，科舉出身的人才不能不受其影響。今不革其流弊，而遽廢一個世界最有特色的製度，豈非因噎而廢食？
他們以為有了學堂，便可以不用科舉了。殊不知道學堂是造人才的地方，科舉是國家選用人才來辦公家職事的方法。新式的學校可以替代老式的學堂，而不能替代國家考試用人的方法。他們不知道，隻有新的考試製度，可以替代舊的科舉製度。他們廢了科舉，卻不曾造出一種新式的考試製度。於是這樣大的一個國家，二十五年來全沒有一個公道的，公開的，用客觀標準的文官考試製度。二十五年來，政府機關用人還是靠八行書，靠薦信，靠賄賂，靠親戚朋友，遂造成二十五年的政治腐化的現象！
思想不精確，為害如此之大！
康有為死了，梁啟超也死了，戊戌（1898）距今有三十年了。三十年的不同，隻是康、梁盲目地大聲疾呼嘉富爾、俾斯麥、大彼得，而三十年後的青年卻大聲疾呼馬克思、列寧、布魯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