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六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太原開庭，法庭就設立在離“萬字樓”不遠處的海子邊大禮堂。經過九天的審理，原第十總隊少將副司令兼政工處處長城野宏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原第十總隊三名團長住岡義一、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別被判處十三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為閻軍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為閻軍充任軍需官的笠實被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
被推上被告席之前，抗拒改造的河本大作與岩田清一已雙雙病死獄中。
這些戰犯雖然受到了法律的懲處，但很多中國人內心卻很難寬恕他們的某些罪行。例如，曾擔任過偽滿濱江省公署特務科股長的大野泰治，參與了對抗日女英雄趙一曼的審訊和迫害。再如住岡義一，他曾參與指揮為新兵練膽而組織的兩次“活靶刺殺訓練”，共有三百四十餘人在太原市小東門外的賽馬場被屠殺，其中包括五十餘名八路軍女兵。
免於起訴的人員中，包括親眼目睹了今村方策絕命時刻的第十總隊軍醫湯淺謙，他曾經在長治參與對多名中國人的活體解剖。湯淺謙回國後，致力於發展中日友好和反省日本戰爭罪行，記錄他參與活體解剖經曆的書籍後來在日本出版。從湯淺謙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相關部門對戰犯的思想改造是極其成功的。
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免於起訴的山下正男，這位原第十總隊第六團的連長回到日本時，身穿中山裝式的軍便服，頭戴解放帽，胸佩富有鮮明中國時代特征的徽章，從服飾到氣質，都與一名普通的中國人無異。山下正男後來在日本出版了《我懊悔的青春》一書，記述了“殘留日軍”的故事。
一九六四年，關押於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城野宏服刑十五年後被提前釋放，回國之前，他向獄方提出了前往太原參觀、謝罪的請求，獲得中國政府的同意，山西方麵還專門為此成立了接待組。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城野宏（左一）等最後三名日本戰犯。
被裁定釋放後與中國紅十字會代表談話。
一九六四年三月間，城野宏偕另一戰犯富永順大郎(日滿間諜，蔣介石國防部二廳北平工作站中校副台長)，由中國紅十字會派人陪同來太原參觀訪問。
城野宏等人抵達太原後，接待組將他們接到條件最好的並州飯店，城野宏等人沒有想到能“享受到貴客的禮遇”，再三表示：“我們是戰犯，中國人民的罪人，得到寬大釋放，這次是特來太原向山西人民謝罪的。”
城野宏說：“我年紀大了，回國後再來山西的機會沒有了，我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這一輩子，再加上子子孫孫也還不清。”
看上去，他十分傷感。他們希望通過一種形式，拜會有代表性的人物，表達他們向山西人民謝罪的意願。城野宏還提出要拜訪老朋友趙瑞(日偽時期，曾在城野宏手下擔任山西省保安副司令)、冀貢泉(曾擔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城野宏的辯護律師)、孫鳳翔(曾擔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日語翻譯)；希望為解放太原攻城部隊的死難烈士敬獻花圈並致以哀悼；要求參觀東山太原戰役要塞牛駝寨、鳳閣梁戰場遺址，並希望能夠故地重遊“山西省綏靖公署”（即晉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大院）、“複興樓”（日軍第一軍司令部舊址、山西省軍區司令部機關大樓），以及他曾居住過的東華門十九號寓所。
城野宏並沒有提出遊覽萬字樓，但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天意，他再一次來到了文瀛湖畔，一邊是他實施殘留活動的萬字樓，一邊是他接受審判的海子邊大禮堂，當年他在海子邊大禮堂接受審判時，幾十米外的萬字樓，正是他參與殘留活動策劃與組織的罪證，如今，當他向山西省革命烈士紀念碑敬獻花圈時，麵對近在咫尺的這兩座建築，不知道會做何感想？萬字樓、海子邊大禮堂、山西省革命烈士紀念碑，這三座見證城野宏人生重要曆程的建築，就這樣奇妙地被集中組合在了文瀛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