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8年意大利半島建立了歐洲第一所大學。
第一批歐洲大學多出現於意大利境內，因為西方大學是以基督教思想為起點的高等教育機構。教廷所在地就是歐洲的真正皇城，那裏是文化藝術與學術思想的重鎮，所以第一所大學的建立與梵蒂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最初西方大學的主要學習科目為：法律、醫學、文藝與神學。17世紀前後，經院式課程逐漸被自然課程所替代，如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成為大學熱門學科，牛頓就是這種改革後西方高等教育的第一批受益者。中國的高等教育，即太學，在主要科目中實際上就是少了這一門“自然科學”，而現代科技的基礎卻是自然科學，所以，以儒學為核心的科舉製與國子監最終必然被廢除。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後，在17世紀是個關鍵的轉折點—假如清朝不入關，很難說中國是否會在17世紀開設自然科學學科，但清朝入關既然是事實，也許是中國命運的一種必然。宏觀顯示必然，微觀才出現偶然，對曆史要如此辯證地看待。
歐洲11—12世紀的大學皆臨水而建，尤其多在距離大海很近的城市。受西方影響，中國在1895年建立的天津大學（北洋大學）同樣位於麵臨大海的城市，隻不過比西方第一所大學落後了大約900年。也有人認為1882年前後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在山東蓬萊附近創建的山東大學（The College of Shandong）為近代中國大學之濫觴；還有人認為由美國聖公會的一位主教約瑟在1879年上海創辦的聖約翰大學（Saint John"s College）才是中國的第一所大學。無論如何，水在舊時代的歐洲與其他地方都像是“先進”的催化液。
截至15世紀，歐洲已經大學密布，總數在70所以上，而且主要集中於西歐天主教教區內，東正教地區則基本一片空白，東西歐景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至今西歐與東歐的差距依然明顯，這至少可以在大學教育方麵做出部分解釋。
歐洲大學的學員不分貴賤，是西方人的“有教無類”。其中的師生多是教士，由於騎士與貴族認為他們的學識在大學之上而不願從習於大學，所以當時的西方大學生反倒多為窮人或平民家的“下層中等階級的子弟”，這些人最終通過大學教育成為官員、醫生、書記員、建築家與法學家，還有神學家。學費方麵，隻要成為僧侶自然可以得到免除—最初的西方大學即以“窮教士”或“窮學生”集中而著稱。衣衫襤褸是很多學生的常態，倒是中國的科舉考生隻有在殷實的家境支持下才可以維持學業。
正如中國的教育受製於儒教，西方的教育也受製於基督教，法律一直是教會重視的一門學科，而藝術也一直被教會放在重要的位置，這使得西方社會從一開始就比中國社會更偏重於法製建設與藝術品位的整體培養。例如初期到美洲參與殖民活動的西班牙傳教士、《西印度毀滅述略》一書的作者卡薩斯，獲得碩士學位（1474年或1484—1566年之間）時他受到的正規教育的科目主要涉及有拉丁語、亞裏士多德哲學、邏輯學、玄學、數學、神學、美學和物理學，他還自學了法律。這些科目明顯與遠東的儒教社會有較大差距。
除了不準觸碰異端這個高壓線外，一般而言西方大學的開放與自由度是中國社會無法想象的。西方大學並不等於修道院，除了盡心學習專業知識為將來謀生做準備外，這些多數在14歲左右入學的青年實則也不耽誤將“行樂、浪蕩、自由與宗教”融於一爐。最初的大學裏異常自由，是教育的黃金期。
另外，西方大學為實體，而中國的科舉製隻是一種考試製度。所以，西方思想文化在教育過程中的交流活躍程度也遠遠高於中國古代社會，這些都成為中西方科學水平逐漸拉開距離的潛因。
歐洲大學的出現，與城市的發展步伐聯係在一起。幾乎一個城市剛剛出現，大學就會隨之產生。當時的歐洲城市規模並不大，多數都是幾萬人的規模，但具有便利的水上交通卻是它們的共同特點。閉塞，是中國許多地方的地理特色，在歐洲的地形特色下卻很難體會到這個弊端。
高等教育、初步的城市化、天主教、騎士精神、封建貴族、金融機構，這幾項元素逐漸在中世紀彙聚於歐洲最初的資本主義萌芽地區，主要核心地區是意大利，然後擴散至西北歐地區。這個擴散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基督教的傳播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