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北交流轉為東西交流
自斯蒂芬王（1096—1154年）開始，隨著法律的嚴密，英國本土的封建私戰逐漸絕跡，到愛德華三世時，英國已經進入真正的內部全麵和平時期。不再戰鬥的貴族開始將注意力轉向鄉紳生活，又加之海峽天塹提供的安全環境，英國人從此更多地將注意力從戰爭轉向和平的經濟活動。當然由於生產力的低下，此期的英國依然不是個天堂，而是個文明伴隨著各種悲苦而奇跡發展的小國。
威廉與他的後人為英國人帶來了更高水平的行政管理能力，另外平叛中不斷分封的行為使英國逐漸形成了新的封建與騎士製度。此後英國相對於北歐海盜長期被動的縱向交流關係，轉變為與以法國為代表的歐陸的橫向聯係。由南北對峙與交流並存轉變為東西對峙與交流並存的局麵，這給英國社會文明帶來了重大影響。這個方向的扭轉很有些日本人在19世紀決策“脫亞入歐”的英明，他們都及時地將自我的文明“準星”調校到當時最高的世界文明，而非自然而然地聽命於地緣安排。
到亨利二世（951—995年）在位期間，英國法律體係逐漸成熟，帶有英國特點的普通法形成，陪審團製度也建立起來，到15世紀英國已經開始禁止刑訊逼供，這些方麵的先進性甚至超過法國。教會法院與世俗法院業已分離，教會與國王之間開始就一些教權相互掣肘，皇帝的權力得到製衡。當時，英國人的法律意識與契約精神已具雛形，英國一切方麵的本土化都開始加速。
威廉時期教士的生活發生了明顯改變，威廉強製所有的教士必須獨身—之前的教士可以結婚生育後代、這個政策很可能是為了阻斷北方海盜進入英國的一個配套措施。教會與教眾親屬聚集財富過多，是吸引海盜進入英國打劫的主要原因。直到後來的新教改革時期，教士才又被允許結婚。
英國建國後確立的地權長子繼承製可能使英國獲益極大，該製度保證了財富的積累效應，使貴族文化穩定發展。喪失繼承權的大批貴族或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得不離家尋找新的出路，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素質人加入到社會生活中自謀生路，使英國的社會更加“高品質”。因此，英國社會一直既重視貴族家世，但同時也不排斥出身卑微的有才華的人，這兩種狀況既使英國社會保持了一種華貴的品質，同時也因獎掖下層而保持了社會活力。
約翰王時期（1166—1216年），具有歐洲封建特色的自治市在英國普遍出現，這種權力的出讓可以說是王室的一種利益交換，給國王帶來了豐厚的利潤。英國社會普遍的自由寬鬆隨之得到大幅擴展，比如倫敦市民在約翰王統治期間可以通過交易而獲得永久性自由選舉市長的權利。歐洲是商業貿易意識異常發達的地區，這與羞於言商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構成了鮮明對比。在進一步的資本主義社會裏，歐洲社會的這一傳統特點發揮了更加明顯的作用，而中國社會卻與之背道而馳，直到20世紀中國人才開始真正接受商業發展。
自由、民主、選舉製、憲政、“法在王上”等觀念，伴隨著和平狀態下日益發展的生產力與法律體係的完善，它們就這樣自然而然地一齊出現在13世紀亨利三世統治下的英國。所謂長治久安、健康文明的發展還促進了當地的教育與科研，英國的內部發展動力逐漸超越其他地區，為後來工業革命的爆發做好了準備。
有關英國何以成為工業革命火車頭，有各種解釋，比如能源論，還有我所重視的地緣地理條件—英國不僅地緣上具有溝通南北歐洲的航運條件，而且氣候溫和適宜農牧業生產，但若忽視英國早期社會文明所具有的特殊優越性，對英國騰飛的認識無疑是瞎子摸象。具有特殊精神儲備的人，是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
1167年，牛津大學在教會直接支持下建立，它的最早起源甚至可以推及1096年—牛津大學是當時英法交惡時從巴黎大學分離出來的一個支係。邏輯學與法律專業是牛津最早的一批課程。西方幾乎所有的法律體係都有賴於教會的參與和支持，教育體係同樣得到基督教會的襄助，另外歐洲古代的醫院也都是在教會支持下建立的。由於教職人員很多都是由不具有長子繼承權的富家子弟擔任，基督教會便成了西方文化、學術與禮儀的重點發展場所。基督教在西方社會的重要地位，使西方的精神內涵中始終具有一種虔敬的嚴肅。
作為歐洲金融專家的猶太人伴隨著威廉進入英國，在平民與國王之間進行違法的高利貸生意是其主要營生，大宗金融活動幾乎全部由猶太人進行。遭人痛恨的猶太人不僅遭到屠殺，而且在1272年上台的愛德華一世期間遭到整體性驅趕。但在工業革命開始前的17世紀，猶太人陸續又回到英國，他們在英國的曆史說明了猶太人與歐洲經濟社會如影隨形的伴生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