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4年，立足於西羅馬的天主教與立足於拜占庭的東正教徹底分裂。以天主教為標誌的歐洲文明從此背向東方而走向西方。
截至文藝複興，基督教在歐洲社會占有統治性地位，教皇甚至有決定皇帝命運的權力。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歐洲是不可能產生中國式的世俗專製的。
隻有基督教可以統一歐洲社會
歐洲這一局麵的出現很可能並非由於基督教本身的“魅力”，而是歐洲在遭受來自東方遊牧人（或許還有北方海盜）的不斷襲擊時不得不團結起來攜手抗擊的一種結局。歐洲國家都很小，隻有基督教可以統一整個歐洲社會。
至少從中世紀開始，歐洲就基本不存在遊牧人襲擾的狀況，而且平民暴力革命取得政權的局麵也不存在。歐洲的皇權都講根據，隻在皇族和指定的大貴族中間傳遞。這種政治模式下的社會相對穩定，使歐洲在中世紀開始走上積累與發展的道路。歐洲這種由貴族延續的相對和平的政治繼承傳統可能更為文明一些，因為自從有了國家之後，世界各地實際上都是認同“暴力革命”的，但歐洲附近是個例外（阿拉伯世界自從有了伊斯蘭教之後也有所改變，但沒有歐洲執行得完滿）。
歐洲在封建時期的獨特政治傳統與基督教緊密相連，教皇是真正的無冕之王，任何登基的國王都必須得到羅馬教會的加冕。實際上，教皇才是整個歐洲的實際統治者，各個歐洲小國無非是教皇統治下的聯邦成員。
教會從來都不支持暴力革命，在新教時期的馬丁·路德甚至還視平民的暴力革命為妖孽。
基督教對於民眾心理的影響很可能還抑製了各個方麵的“無法無天”，因為所有人皆在“上帝”之下，形成一種基督徒世界內部特有的謙卑與寬容心理，它有效消解了類似中國傳統下形成的強製性“自我中心”心理。從這種區別中不難看出專製與民主的所屬和成因。其結果就是，遠東社會在不斷的改朝換代中動蕩不安，統治愈加殘忍專製，社會停滯發展甚至倒退；西方社會卻在相對安定之中開始積累財富，經濟得到發展，民主在經濟的寬鬆環境中得到培育。
基督教的規範化活動，比如每周做彌撒、牧師宣道、主教製度、教堂在城市的建立、教徒洗禮等，所有這些形式，可能在組織紀律性以及守時等方麵對西方社會做出了很好的培訓，使其更早地進入一種組織化社會，從而產生出一種適合於城市生活的效率和節奏，從而與標準的農業無組織、無紀律的社會文明拉開了距離，這種效應大概從10世紀就開始了。
基督教的組織性超過任何宗教
假如組織紀律性是社會文明的一個標誌，那麼基督教在歐洲地位的確立與擴散，無疑使歐洲文明躍上了新的台階。
組織性可能是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一個標誌性產物，而宗教組織往往是封建政權之外的補充組織單元，所謂宗教的文明教化作用，實際上很多是通過組織行為與組織方式來達到的。所以，一個地區有無宗教組織活動就成為衡量一個地區文明的重要標誌。原始的迷信崇拜活動，如萬物有靈等，並無組織活動，也正是組織性區分了原始崇拜與農業時代的高級宗教活動。就宗教方麵而言，遠東是個相對薄弱的地區，而西亞與歐洲卻是宗教發達區。
歐洲基督教的組織紀律性遠遠超過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宗教，隻有後期的一些秘密結社組織才可以與之相比，這可能是基督教對於歐洲近代社會所起到的重要良性作用之一。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基督教的根源來自西亞，這也正好說明了西亞是一切文明的發源地。同時，基督教的根源之一是發源於大約3500年前的猶太教，所以猶太人的文明教化肇始之早可見一斑。